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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君:互聯網金融流動性風險生成機理及化解

作者:董小君

董小君,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金融學學科帶頭人,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研究領域:金融學、公共經濟學。



央行等10部委發布《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同年12月21日,習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做出“抓緊開展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重要指示,標志著互聯網金融風險監管被提升到戰略層面。當前已發生多起風險事件,但多為道德、信用、技術等風險,傳統金融中最具本源性、典型性、破壞性的流動性風險未見發生,但從未雨綢繆出發,仍應給予高度關注。本文以《意見》為指導依據,對該風險相關問題等進行初步探討。

一、互聯網金融流動性風險的生成條件

按照《意見》定義,互聯網金融指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企業利用互聯網技術和信息通信技術實現資金融通、支付、投資和信息中介服務的新型金融業務模式;流動性是金融活動的基本指標,指資產能以某合理價格順利變現的能力,它是所投資的時間尺度和價格尺度之間的關系;流動性風險,據2009年《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指引》定義,指商業銀行雖有清償能力,但無法及時或以合理成本及時獲得充足資金以應對資產增長或支付到期債務的風險。因此,可將互聯網金融流動性風險定義為:互聯網金融企業無法及時獲得充足資金或以合理成本獲得充足資金應對資產增長或支付到期債務的風險,是傳統金融流動性風險在網絡領域的延伸和變異。其核心是理財資金和債權資產的匹配在數量、時限上形成不合理錯位,導致預期收益受損。目前在我國互聯網金融實踐中,流動性風險并未充分顯現,理論界因此存在著“小覷”其現實性和危險性的傾向,原因是:第一,流動性風險是商業銀行自身風險,而我國商業銀行普遍被嚴格監管,一般保有2%的資產即可應對發生流動性風險,故該風險發生概率較低;第二,從事互聯網金融的主體的是互聯網企業,資金運營體量和集中度較低,至2014年6月,阿里小貸客戶達80萬,累計發放貸款20000億元。目前國內眾籌平臺上,項目融資規模在幾萬至十幾萬元不等,極少超過百萬元,不具備發生流動性風險的條件;第三,互聯網天然具有促進資金與資產合理匹配的優勢,例如:提升投資合理性、擴大投資多樣性等,可極大限度消解流動性風險。但深透分析互聯網金融運行機理及現實情況后,發現在互聯網金融中客觀上存在著流動性風險的生成條件。

(一)互聯網金融中流動性風險的“新母體”

流動性風險是投資資金運行的失控和紊亂。其“母體”指從業機構大量囤積的投資。傳統金融中積累和運營資金的主體分別為商業銀行、證券公司等。在互聯網金融中,一邊是傳統金融機構業務向互聯網拓展;另一邊是互聯網企業亦展開金融業務,兩大主體共同或獨立開展互聯網支付、基金、保險、投資理財等業務。

圖1 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指數(略)

表1 2015年整體規模(略)

數據顯示:當前我國互聯網金融已呈現出迅猛增長態勢。它所吸納和積淀的資金,雖然在社會資金總量中占比尚小,但其規模初現。多種從事金融業務的互聯網企業,雖然仍不具有與傳統金融機構相當的資質,但已具備某些金融屬性。這類企業從業資質偏低,基礎薄弱,缺少應對短期負債、未預期到的資金外流等突發事件的經驗和舉措,其囤積的資金容易形成流動性風險的新“母體”。

(二)互聯網金融模式對流動性風險的促發作用

互聯網金融天然具有消解流動性風險的“正能量”,但也潛藏著促進流動性風險生成的“暗物質”。

1.五大要素提升投資的錯配率

第一,虛擬性的疊加升級了金融規律的不可循性。在金融領域,互聯網將有價票據虛擬為純數據符號或代碼,甚至抽象成電子貨幣;而金融是對貨幣的再虛擬,按貨幣的“實物→金屬→代用→信用”四種存態逐級替代并趨向符號化。兩者的聯袂,形成以抽象為底數、虛擬為指數的虛虛結合,導致運行規律難以掌握。第二,金融產品的復雜性增大了錯誤投資概率。金融創新與衍生品不斷發展會擴大投資選擇,但新品魚龍混雜,設計欠缺,難以測評其效益。第三,信息過剩將“失真”投資的精確度。互聯網在增加市場透明度的同時也派生出更龐雜的信息噪聲,真實有價信息被淹沒,造成新的信息不對稱,引發投資行為的不合理趨同,增加試錯成本。第四,機構的低端化加大了市場的無序性。從業機構的品質和運營能力直接影響其對風險的管控程度,大量小型、私人機構基礎弱、底子薄,在設計金融產品、分析供需訴求、管控資金流向、提示風險等級方面表現欠佳,這將擾亂金融市場秩序。第五,主體的泛眾化將增加投資的模糊性。圖2顯示:90后是增速主力,60前緊隨其后,呈現兩級特征。在互聯網投資上表現尤甚,其整體顯現專業知識少、金融素養低、理性能力弱、從眾心理強等特點。

圖2 分年齡段全國互聯網金融發展指數(2015年較2014年同期增長率)(略)

圖3 2014年、2015年“雙11”前后互聯網支付指數(略)

2.三大因素降低資金流的可控性

第一,短貸長借的屬性泛化期限錯配的無序性。為滿足平民短貸快收的需求,互聯網金融涉及大量小額金融服務,加之贖回門檻低,甚至與支付掛鉤(如余額寶),隨機贖回和隨時支付使資金得以自由轉還,這導致資金與債權的期限配比難以有序進行;第二,資金流季節性激變擾亂期限配比的節奏性。最為突出的是:年度“雙11”成為互聯網支付的尖峰時刻。資金集中贖回或轉移,對流動性管理如同雪上加霜;第三,交易行為的聚合將凸顯擠兌發生的可能性。互聯網的顯著優點是便利、便捷,常態作下有助于提高服務水平和效率。倘若進入非常態,將為眾多投資者同步集中變現提供了“方便”。2015年“雙11”,支付寶交易峰值8.59萬筆/秒,阿里72秒交易額破10億。顯見,變現能量經網絡在某時間節點聚合后,將生成可怕的“擠兌”壓力。

圖4 2009年至2015年“雙11”當日成交額(單位:億元)(略)

(三)互聯網金融模式對傳統銀行流動性風險的“傳染”作用

銀行既是傳統金融體系的主體,也是互聯網金融的主體。它在互聯網環境下與互聯網企業速配,形成混業經營新模式,這將誘發流動性風險跨主體傳染的可能,增大傳統銀行被感染的概率。首先,因成本低、收益高的優勢,大量存款從傳統銀行狂瀉至互聯網理財機構。迫于競爭壓力,它鋌而走險,繞道資本市場向互聯網金融企業拱手托缽,染指高風險業務。而互聯網理財及時贖回的特性,倒逼銀行從事短期投資,兩者雙雙被短線套牢,信貸風險驟增。其次,苦于被非傳統金融機構牽累,傳統銀行被迫飲鴆止渴。例如:阿里小貸以旗下3家小貸公司作為資金源,該小貸公司又以資本金150%為上限向銀行借貸,2013年它又與券商結盟,在深交所掛牌,通過轉讓資產募集90多億元,形成“商戶→電商平臺→阿里小貸→小貸公司→銀行/券商”的運作機制。延伸的資金鏈往往脫離管控,劍走偏鋒。一旦某環節異常,將引發全鏈斷裂,導致流動性風險。

此外,互聯網金融行業中高發的道德、技術等風險,均存在著轉化為流動性風險的可能。必須給予高度關注。

二、互聯網金融流動性風險現階段潛伏領域

《意見》明確,我國互聯網金融主要包括第三方支付、網絡借貸、股權眾籌融資,以及互聯網基金銷售、保險、信托和消費金融等業態。其中,有些投融資性質,直接內含流動性風險;有些屬服務性質,但因其管理資金流龐大,亦存在誘發隱患。

表2 互聯網金融規模(略)

(一)第三方支付

系目前最穩定的業態,市場高度集中,其代表是支付寶等。2015年:支付寶、財付通、銀聯分別以47.5%、20%、10.9%的市場份額占據前三,共計78.4%。值得注意的是,該領域逐漸向傳統金融領域的支付結算業務拓展。2012年,銀聯電子支付與興業銀行合作開展“興銀通跨行貴金屬交易平臺”,打破了單一銀行渠道的限制,支持多家合作銀行賬戶。而支付寶錢包更是取代了傳統商業銀行活期存款賬戶,利用余額寶將支付寶錢包和貨幣市場基金連接,匯大眾游資于貨幣市場,充分挖掘貨幣的時間價值,創造比活期存款賬戶高得多的收益。該模式為資金和財富管理發揮周轉作用,但因某些已兼具理財功能,與投資實施捆綁,運營中往往造成資金短期滯留。如果缺乏有效的擔保和監管,容易造成資金他用。倘若資金鏈斷裂,將引發支付危機。根據大數定律,2015年7月31日,央行發布《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的征求意見稿,針對第三方支付賬戶余額,規定單日累計使用金額上限為5千元,并劃分綜合類及消費類支付賬戶,其年累計限額分別是20萬元、10萬元。該舉措預示著央行對流動性風險的監管已經提到議事日程。

(二)網絡借貸

屬于資金中介,其代表是螞蟻微貸等。以P2P為典型,發展快、事件多,根據網絡資訊平臺調查顯示:被調查的網絡平臺上,已有27%的投資者遭受損失。該平臺作為交易場所,資金容易被沉淀躉積。在附加擔保功能后,已成為類似于銀行間接融資的金融中介,即 “影子銀行”。并存在四個風險因素:一是自身不具備金融產品的開發能力,難以為吸納的資金尋找適合的項目,漸變成資金池。二是自身信息供給能力有限,對借款人的資質及資金使用情況難以管控,放貸合理性鮮有保障。三是資金缺乏監管,極易被挪用,甚至與信托公司合作,運營其產品。當虧損出現,資金池將面臨風險。四是自身沒有類似于商業銀行的貸款風險撥備機制,缺乏有效的、可持續的風險對沖機制。因該行業被禁止擁有資金池,每筆投資須有明確標的,加之沒有金融杠桿,必要時需動用資本金來墊付。倘若資本金不足,借款人成規模化違約,即刻“跑路”。其性質雖然更接近信用風險,但最終演變為流動性風險。

(三)股權眾籌融資

互聯網投資模式之一,其代表是京東金融——眾籌等,其運營模式類似于網貸的資金與資產不經傳統金融中介而直接匹配,只是其融資需求整合度較高。投資于同一平臺內的選擇度大,對項目的合理匹配性更為有利。但短貸長借的特點仍存在,期限不合理錯配的可能性同樣不能剔除,存在誘發流動性風險的可能。截至2015年前3季度,互聯網金融領域的投融資事件約321條,涉及企業230家,融資總額達6.3億美元,其中17家企業為眾籌融資。證券法規定:股權眾籌超過200人則可能成為非法集資,目前眾籌融資業務整體規模有限,只有少數項目融資超過百萬元。但從長遠看,還應對流動性風險給予適當的警惕。

(四)互聯網基金銷售

系目前發展最成熟的業態,其代表是余額寶等。余額寶的特點是客戶存放在第三方支付平臺的余額不僅能用于消費轉賬,還能以“錢生錢”的方式投資于貨幣基金,繼而突破了商業銀行余額儲蓄化的格律,開創了其財富化功能。業內普遍認定其存在流動性風險。雖然其基礎資產主要表現為同業存款和流動性較好的產品,風險不高,但隨著規模增加,資金體量膨脹,身負的流動性風險同步增大,所以應嚴密監管。其流動性風險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基金產品本身。余額寶等產品的收益率并非絕對穩定和持續,種類繁多,競爭激烈,產品被更新的頻率快,可能形成不合理匹配;二是來自周期性“集中支付”。互聯網理財產品與支付掛鉤,在節假日等支付脈沖高峰期,遭遇短期大額贖回的可能性激增。基金公司實施T+0策略,在產品規模小且市場正常時,風險呈潛伏狀。若贖回規模超出風險準備金或市場出現流動性異常,“擠兌”壓力即刻凸現;三是來自傳統金融。我國貨幣基金超過90%的資金投資于銀行間市場協議存款。當銀行資產負債發生變化,或市場資金波動,協議存款需求將隨之波動,導致利率起伏,互聯網產品可能面臨集中贖回壓力。基于這一關聯,互聯網貨幣基金的影響不僅局限于本市場,還將波及活期存款和協議存款,反過來對銀行業構成跨界沖擊。

當前,互聯網金融各項業務的風險尚在掌控。網絡借貸和互聯網基金則風險較高。前者主要是信用、法律等風險;后者因關涉銀行業務,存在一定的流動性風險。

三、互聯網金融流動性風險的防范措施及化解

專家指出:互聯網金融是基于“二次脫媒”后的新金融業態,其風險源發生了某種轉型或基因變異,風險類型趨于復合。因此識別和管控互聯網金融流動性風險,不能簡單照搬傳統,而應與時俱進確立融合性的視角。

(一)政府應完善法規和政策管理

首先,強化地方政府監管責任。重點是調整政府考核機制,弱化地方“引資”指標,引導地方政府重視本地金融秩序建設;其次,落實監管制度。當務之急是建立全國統一的金融產品登記備案制度,填補交叉監管的網空地帶,對高風險的互聯網金融衍生物的投資者主動提示風險;再次,動態微調貨幣政策。建立金融安全的前瞻性管理機制,以“小火慢燉”為節奏實施宏觀微調,避免青蛙效應而采取急剎車的剛性措施;最后,提供存款保護。效仿傳統銀行的存款保險制度,建立儲戶存款保護及差異化補償機制,當剛性兌付突發時,先補弱勢群體,再續補高凈值人群。

(二) 金融監管部門應強化行業監管

第一,凈化市場。積極推行注冊制、貶值殼資源、緊縮金融牌照、加強信息披露;第二,開創混業監管模式。針對傳統銀行與互聯網企業混業經營快速發展情況,盡快拓展監管范圍,推進從分業向混業管理的轉變;第三,制定保護措施。鼓勵金融機構分散資產,為其提供擔保基金,規定風險資產的比例等;第四,規范金融產品銷售。制定基金產品信息發布制度,禁止過度宣傳、收益倒貼,如實公開獲益前景和風險信息,設立流動性風險(壓力測試)檢驗標準和市場準入機制;第五,更新監管指標。應參考銀監會《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指引》的要求,構建多維度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體系;第六,制定獎懲措施。增設行業協會制定行業自律規則,建立行業黑名單和退出機制,針對互聯網金融的業務行為,創立統一、開放、透明的監管規則,實現從“管機構”向“管業務”的轉變。在借鑒國外監管措施時避免生搬硬套所導致的水土不服。

表3 流動性指標參考(略)

表4 可借鑒的國外監管措施(一)(略)

(三)傳統金融機構應自我完善

一方面,加強自身流動性風險管控。逐步適應互聯網運行模式,構建新的信用評級體系,合理設置對網銀的依賴度、流動性水平、應對資金突變的能力,據此決定是否給予市場準入權網上支付機構。另一方面,將央行建設成互聯網金融規范運營的龍頭。應最大限度維持銀行間貨幣體系的流動性,并由央行領銜建立互聯網金融配套系統,健全各行大數據發掘及融合系統,將各平臺的信息鑒定匯總后納入央行平臺,完善多方信息的交換、共享和查詢。

表5 可借鑒的國外監管措施(二)(略)

(四) 互聯網金融企業應實行信息資源統管

一是優化算法。指導和引領企業運用大數據和云計算,精準進行數據解析,解決新的信息不對稱難題;二是加強前瞻性預判。專責進行所有債權與理財的匹配關系預判,掌握贖回演變周期,及時調整資金池的投資組合并預留資金緩沖擠兌壓力;三是建立覆蓋全行業統一的互聯網金融征信數據系統。借助對投資者身份識別,整合其在工商、納稅、訴訟中的信息記錄,建立企業互通共享的信息公眾平臺,通過對信用風險的控制,降低違約率,提高貸款歸還比來遏制其向流動性風險轉變。

(五)個體投資者實現應理性投資

互聯網金融用戶泛眾化、低端化的特點,把“強化理性投資”推到了風口浪尖。政府、監管機構、經營企業應通力合作、分工負責,開展面向普通民眾的理性投資教育引導工程。第一,開展金融知識“掃盲”工作。借助多種形式進行互聯網金融普及教育,尤其是中老年投資者,應適度掌握相關政策法規,熟悉風險分散和防御措施,加強自我欲望管理,弱化盲從心理,提升理性投資能力;第二,及時進行風險提示。明確政府、監管機構及企業的風險識別和發布責任,充分運用互聯網環境,及時向廣大投資者發布風險告警信息,引導其保持風險意識,加強自身防范準備。

除上述五個方面外,對于互聯網技術提供商,應在大數據、云計算等方面逐步擺脫對國外的技術依賴;同時,加緊對信息安全保密、電子認證和簽名等相關領域的自主科技技術研發,夯實風險防控的技術壁壘。

四、結 論

當前,互聯網金融流動性風險并未凸顯,其呈現度和影響度遠不及網上非法集資、龐氏騙局等問題。但基于金融活動的本性和互聯網內在的助推作用,其發生的可能性、后果的危害性仍不容輕談,這將影響該行業的穩健發展,甚至引發金融恐慌。鑒于此,有識之士紛紛發出警惕互聯網金融流動性風險之呼吁,并提出或在業內實際采取了構建預警機制、建立風險備付金、限制提前贖回、設置投資期限等對策措施,對資金給予約束管理,防止其泛濫失控。業界和理論界當以此為契機,全面加強對互聯網金融流動性風險的理論研究和對策設計,加速提升管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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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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