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樂明，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原理研究部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馬克思主義研究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專家，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
契約是交易的架構。毫無疑問，市場經濟也是契約經濟。市場交易各方信守契約精神，公平地達成和忠實地履行契約，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關鍵。
締約自由向來被認為是契約精神的要義。交易各方在自愿前提下達成合意，體現了個體之間平等自愿的“自治規則”。但是“利滾利，年年翻，幾輩子，還不完”的高利貸也可能被“自愿接受”;“賣兒賣女”、“賣身葬父”的契約，也可能是“自愿”締結的。顯然，這種契約有失公平。如果缺失了“公平”的維度，認定只要“自愿”就必須“守約”，否則依律懲處，那么契約精神必然淪為巧取豪奪的庇護符。因此，契約精神所對應的法制和社會治理，也不僅是“懲治違約”，更需為“公平”劃定社會底線。這一點，在我國勞資關系的治理方面顯得尤為重要。
目前，我國關于勞資契約失衡的社會治理主要停留于條文約束與糾紛救濟的層次。《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即“勞動三法”同在2007年頒布。但是，由于歷史局限、理論誤導等多種原因，勞資關系的社會治理仍然表現為一種泛市場化的政策取向，國家權力難以完全有效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經濟精英(資本)控制社會輿論，工會功能相對較弱，處于弱勢地位的普通勞動者除努力尋求制度保護之外，只能選擇契約的其他執行方式，使得部分勞動者的權益保護由“公共強制”倒回“私人秩序”甚至導致暴力的無序使用。
企業，就其本質而言，是由一組組契約結成的“契約之網”。其中，勞資契約無疑是最重要的契約。治理資本強勢，必須在公司治理結構層面平衡勞資雙方的權力，克服供求失衡條件下勞資之間偏離“公平價格”的低成本用工和過度勞作。《公司法》是約束勞資雙方力量的重要司法基礎。然而，我國《公司法》的立法宗旨——“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體現著鮮明的資本邏輯，明顯有違契約公允之精神。而且，雖然我國公司法規要求“監事會應當包括股東代表和適當比例的公司職工代表，其中職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1/3”，但是由于我國實行“平行監督”，《公司法》的貫徹存在諸多漏洞，在很多情況下監事會形同虛設，勞動者的弱勢地位難以扭轉。
國際上，職工代表參與公司治理已經成為現代公司法的發展趨勢。德國共同決策法明確限定了職工代表和工會代表所占監事會比重：500-2000人的企業，其比重為1/3;2000以上的大企業，則為1/2。而且，職工監事與股東監事具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由此，從根本上保證了工人在公司決策方面的權利，使得公司不僅要為股東謀取利益，而且要將保護職工利益和促進社會利益作為自己的宗旨，實現了公司治理與社會治理的協調統一。
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現代全部社會體系所依以旋轉的軸心。“勞動三法”實施已經7年，僅從條文約束和糾紛救濟入手治理勞資關系，約束資本強勢，尚存爭議。然而，進一步的治理不能因此而固步。克服當前局限，適時修訂我國《公司法》，將職工權利落到實處，確保勞資力量相對平衡，防范資本過度強勢，已是我國立法和社會治理的當務之急。
來源：新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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