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悅斌，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歷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在《近代史研究》《河北師院學報》《河北師大學報》《中共中央黨校學報》《學術界》《學習時報》等學術期刊和報紙上發表論文60余篇。
晚清吏治腐敗，官員身邊人也有一份“功勞”
晚清吏治腐敗，已是一個定論，這并不冤枉清朝統治集團。在晚清官場的腐敗中，官員的身邊人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他們往往狐假虎威，利用在官員身邊的便利條件，貪污受賄，勒索百姓，有的官員甚至與身邊人互相勾結，互相利用，貪贓枉法，禍國殃民。武昌起義后清朝迅速崩潰，未始沒有官員身邊人的一份“功勞”。人們對晚清吏治腐敗的了解，大多來自《官場現形記》等譴責小說，雖然這些小說“臆說頗多，難云實錄”，“甚且過甚其辭”(魯迅語)，有意夸大晚清官場的黑暗面，但它們以文學筆法生動地揭露和鞭撻了晚清官場的腐敗和黑暗，受到人們的重視，其中就有不少涉及到官員身邊人的情節。
其實，清朝最高統治者不是不知道官員身邊人可能造成的危害。為了防患于未然，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官員的任職回避制度，有地區回避、親屬回避、師生回避等。如規定自總督、巡撫至州縣官，不得在本省和與原籍相距五百里以內地方任職，甚至佐貳雜職官也不得在距原籍五百里以內地方任職，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官員的親戚朋友為個人私利請托官員，官員難以拒絕，以致徇情枉法，影響執政的公正性。在農業社會，人們的交往范圍很有限，五百里外的地方很難有親戚朋友，應該說，這一規定的確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絕親朋對官員的影響。晚清名臣張之洞是直隸(今河北)南皮縣人，他的父親被分派到貴州做縣官，兩地相距遙遠，在那里完全沒有親戚朋友關系，也就避免了親朋請托徇私的可能。順便說一句，現在有人把主要領導干部異地任職看作是今天的新發明新創造，反映出他們對歷史的無知。
但是，回避制度只能使官員部分地擺脫親朋的影響，不能使其完全擺脫身邊人的干擾。因為，第一，官員一般是帶著家屬一起上任的，仆從也多是親戚和家鄉人，他們難免有自己的私利。第二，官員身邊還有其他協助辦理公務的人員，最主要的是幕友，又稱幕賓，俗稱師爺，他們也會有自己的私利。家屬和仆從不能參與公務，影響相對較小，而幕友是公務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影響較大，這里主要談談幕友的情況。
幕友為官員工作，而不是為國家工作
幕友是清代政治制度架構中一個重要而獨特的群體。說他們重要，是因為他們是官員處理地方行政事務時不可或缺的助手；說他們獨特，是因為他們不是國家正式工作人員，職官編制序列中沒有他們的位置，國家也不給他們發工資。幕友群體的出現是由當時的體制決定的。按照清政府的選官制度，一般情況下，只有成功通過最高一級科舉考試，即成了進士的人，才能出任官職，清代絕大多數官員都是通過這一途徑(當時稱“正途”)進入仕途的。但是，科舉考試考的主要是對儒家典籍的掌握和文學才能，即所謂八股文、試帖詩，還有一手漂亮的小楷，并不包括如何計算和征收賦稅、如何根據法律條文和案例決獄判案等地方事務中那些繁雜的技術性的內容，而國家為之配備的下屬官員又很少，例如在縣一級，為縣令只配備了縣丞、主簿、典史等幾名屬員，即使是號稱“疆臣領袖”的直隸總督，朝廷也只為他配備了區區11名屬員。為了處理繁雜的公務，他們不得不自掏腰包，聘用熟悉稅收、律例、公文往來、賑災等各種公務的專業人員“佐官為治”，這些人就是幕友。幕友只對聘用他們的官員(幕主)負責，嚴格說來，他們是在為幕主工作，而不是為國家工作，他們是官員最主要的身邊人。
為防止這一群體為非作惡，清政府作了很嚴格的規定，主要有：任何官員都不得聘用親戚朋友做幕友；不得聘用任職省份或鄰省五百里之內的人做幕友；幕主遷轉新職，幕友不得相從；幕友任期不得超過五年；新任官員不得聘用前任官員的幕友；各級官員不得向下級官員推薦幕友，也不得從下屬官員幕府中選拔幕友，更不得允許家庭成員推薦幕友；各級官員須將自己聘用幕友的情況報告上級，由督撫知會吏部備案；各級官員須禁止幕友在當地聯姻、置業，禁止幕友與當地人士建立密切關系。如有違犯，責在官員，處分輕則罰俸，重則革職。同時，朝廷鼓勵官員盡量自己處理政務和公文，減少對幕友的依賴。
應該說，這些規定的執行情況不樂觀。這些規定不是一次性出臺的，是陸續頒布的，這本身其實已經說明了這些現象的存在及其負面作用。特別是到晚清時期，這些規定不少成了具文，官員任用親朋、聘用本省人為幕友、賓主相從超過五年、不向吏部報告幕友情況的現象很普遍，其中有官員和幕友個人的原因，也有時代變化的原因。老實說，這些規定只是預防措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也因此，違反這些規定，并不意味著官員一定是縱容幕友為非，也不意味著幕友一定會作惡。事實上，不論是官員還是幕友，有的能比較好地履行各自的職責，官員能夠約束幕友，幕友也能夠潔身自好，有的則不能，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例如清中期名幕汪輝祖，他21歲時做了他岳父的幕友，此后34年間一直在江浙地區做幕友，至少違反了為親屬和在本省做幕友兩項規定，但是他做幕期間一直謹言慎行，嚴守“幕道”，并將其做幕心得寫成《佐治藥言》、《續佐治藥言》等著作，提出幕友要“慎交”(交友要謹慎)、“勿攀援”(不要攀附官員和有勢力者)、“擇人”(要選擇人品、官品均佳的幕主)三條原則，被后世尊為幕友行為指南。
晚清時期，最著名的幕府是曾國藩的幕府和李鴻章的幕府
曾國藩和李鴻章是晚清重臣，負責的事務既多又重，因此需要的幕友人數也多。他們的幕府中雖然不乏投機分子、貪瀆之徒，但總體來看，情況不是很糟糕。曾國藩對自己的幕友要求很嚴格，“以兵事、餉事、吏事、文事四端訓勉僚屬”，要求幕友在軍事、籌餉(屬經濟)、地方行政事務和寫文章(處理公文)上至少要精通一樣，因此出了不少人才。同時，曾國藩本人是個真誠的理學家，他不僅自己講究道德修養，也很注重幕友的人品和道德修養。太平軍第二次摧毀清軍江南大營后，清廷不得不倚賴曾國藩的湘軍，為此，不僅授予他兩江總督節制四省軍務的大權，還給予他保薦人才的權利，他的幕友由此大量出任地方官職，但是他并未濫用保薦權，而是能夠做到量才器使，一個著名的例子是郭嵩燾。郭嵩燾是他的同學、好友，他出山組建湘軍鎮壓太平天國還是郭嵩燾動員的，幾年間郭嵩燾一直協助他參贊軍務，而且二人還是兒女親家，是典型的身邊人，但是李鴻章要保薦郭嵩燾出任江蘇地方官時，他卻明確表示反對，理由是郭嵩燾“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性情不適宜做官，令郭嵩燾很是不爽。郭嵩燾雖然后來先后做過廣東巡撫和首任駐英公使，但其書生氣的確讓他吃了不少苦頭，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工作。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曾國藩對幕友人品的重視。一個叫金安清的人，幕友出身，長于理財，但“心術不端”，既想斂財，又想當官，想進入曾國藩幕府，通過抱曾國藩的大腿這條途徑達到自己升官發財的目的，但他七次求見，曾國藩都不見，他的解釋是：“我不敢見也。此人口若懸河，江南財政了如指掌，一見必為所動，不如用其言而不用其人為妙。”至于他對家人子弟在做人做事上的嚴格要求，近些年來風行的各種版本的《曾國藩家書》已經眾所周知，這里就不贅述了。
李鴻章用人時親情觀念、家鄉觀念比較重，但沒有受身邊洋人的左右
李鴻章與他的老師曾國藩有所不同。第一，他不大在乎別人的批評和非議；第二，他沒有高標準嚴要求的道德戒律。因此，他在聘用幕友時，不像曾國藩那樣注重道德修養，他更注重辦事的能力和效率，這就導致他的幕友流品較雜，道德修養上良莠不齊。與曾國藩的幕友主要是傳統的讀書人不同，他的幕友除傳統的讀書人外，還有很多科技人才、商人、買辦、留學生，還有為數不少的外國人，這與他負責的事務比曾國藩更多有關，也與他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有關。
與曾國藩相比，李鴻章不僅喜歡攬權(曾國藩就說他“拼命做官”)，也喜歡斂財。還在他活著時，就有“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鴻章是安徽合肥人)的說法，容閎在回憶錄里說李鴻章“絕命時有私產四千萬兩以遺子孫”，我們今天能見到的唯一可靠的證據是收錄在美國學者福爾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一書中李鴻章去世后的分家合同，涉及到位于安徽和江蘇的多處不動產。與之相應，李鴻章的幕友中貪財好貨之輩也較多。晚清巨富、因推行鐵路國有政策而引發武昌起義的盛宣懷，就是李鴻章的親信幕友。還有晚清瘋傳一時、至今還在流傳的他的外甥張士珩在甲午戰爭時盜賣軍火給日本人的傳言，張士珩負責天津軍械局，在中日雙方交戰的當口盜賣軍火給日本，恐怕不大可能，也的確查無其事，但說他采購軍火時以劣充好、吃回扣都很有可能，據記載李鴻章為此打了他一個大嘴巴，說明他的確有問題。
李鴻章用人時親情觀念、家鄉觀念比較重，這是事實，這從當時流行的“會說合肥話，就把洋刀挎”的說法可見一斑，李鴻章幕府里確實安置了不少家鄉人，也的確有用非其人的現象存在。但實事求是地說，這種情況并非人們想象的那么嚴重。李鴻章兄弟六人，他行二，老大李瀚章位至總督，升遷之路與李鴻章沒有關系。老三李鶴章、老六李昭慶曾隨他鎮壓太平軍和捻軍，鶴章1865年即因病回鄉閑居，直至去世，昭慶則于1873年去世。老四李蘊章是個瞎子，家居一生，老五李鳳章開錢莊，都沒有在他幕府中任過職，當然不排除他們利用他的影響力，但似乎也沒有為非作歹、魚肉鄉里的劣跡。他有六個兒子，有三個曾在他的幕府供過職，但只有長子李經方參與過實質性的事務。另有他的女婿張佩綸(就是才女張愛玲的祖父)有幾年時間在他的幕府任職，張佩綸是清流派干將，曾經和李鴻章唱對臺戲，他失意后李鴻章招他為女婿并將他留在幕府，更有可能是為了監督他，而且清流派是以維護名教為己任的，道德操守一般都很好。前面提到的他外甥張士珩，能力上還是很不錯的，負責軍械局，對相關武器很熟悉。
過去我們批評李鴻章奉行買辦哲學，投靠帝國主義，這與事實不符。由于形勢的需要，李鴻章幕府中聘用過很多外國人，有幫他了解外情的，有幫他辦理外交的，有幫他練兵的，有幫他生產新式武器的，有幫他訓練人才的，但他都是利用這些外國人為他服務，并沒有大權旁落，一個著名的例子是瑯威理事件。瑯威理是英國海軍軍官，李鴻章聘他為北洋海軍副提督銜總查，負責北洋海軍的組織、操演、教育和訓練。1890年初，北洋艦隊停泊香港期間，提督丁汝昌率部分海軍出巡海南，右翼總兵、“定遠”艦管帶劉步蟾認為，提督不在，應升總兵旗，代提督指揮艦隊，而瑯威理認為自己身為副提督，應由他指揮艦隊，仍應繼續升提督旗。二人爭執不下，電李鴻章請示，李鴻章答“以劉為是”，瑯威理憤而提出辭職。且不管其中的是非，但李鴻章沒有受身邊洋人的左右，則是不爭的事實。
由于清朝專制制度的天然缺陷，官員自身不正，貪腐瀆職，管理不好身邊人，身邊人借助官勢、上下其手、貪污勒索的現象不但不可能杜絕，有時還很嚴重。歷史給我們的啟示是，要約束好官員身邊人，關鍵在官員，辦法不外兩條，一是制度，二是品德。二者中的任何一個都不是萬能的，須予以同樣的重視，但二者之中，制度是剛性的，更為重要。
來源：《人民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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