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晶芳,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新民主 主義革命史、中國工人運動史和毛 澤東思想的教學和研究。
近些年來，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取得了較大的進步。在廣大中共黨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大家關注的一些難點熱點問題，研究中都有了推進。
一、關于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
新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的研究，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有了很大進展。研究者在堅持對國內主要矛盾和近代中國革命作深入分析，講清黨創建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的同時，把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放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與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聯系起來，細化了對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復雜歷史過程的研究。如國內學者著《中國共產黨創建史》（劉宋斌、姚金果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風云際會——中國共產黨創始錄》（馬連儒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橫空出世——中國共產黨創建史》（黃修榮著，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充分利用了蘇聯解體后整理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史料，對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作了新的解讀，比較全面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過程。日本學者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把中共創建放在共產國際的東方戰略全局下，與東亞民族革命運動聯系在一起，進一步拓寬了研究視野。盡管作者在研究中沒有擺脫國外對中共建黨認識中存在的外因決定論的窠臼，過分強調外因的作用，忽視內因的作用，但作者不囿成見、勇于創新的精神和重視挖掘史料、縝密考證的功夫值得借鑒。此外，新世紀以來發表的大量論文，涉及到黨的建設的方方面面，其中不少文章頗有新意。
新世紀以來的研究使人們對黨建立的歷史的認識更加客觀，對建黨中一些問題的認識也更加深刻。如對建黨前后的“問題與主義”之爭、社會主義論戰有了新的認識。長期以來黨史界把“問題與主義”之爭定性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與反馬克思主義者的第一次思想論戰”。近年來研究者重新審視，認為這一定性并不準確。羅志田認為爭論雙方并不是根本對立的，在討論理論和實踐的關系上甚至是互補的。參見羅志田：《整體改造和點滴改革：“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二》，《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侯且岸認為所謂“問題與主義”的紛爭不過是當時進步知識分子內部一次對現代中國思想發展和中國歷史命運的理性討論。李大釗和胡適之間共識大于分歧，他們共同開創了如何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維史。參見侯且岸：《關于“問題與主義”之公案的歷史還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6年第6期。以往的黨史著作在評述社會主義論戰時，對張東蓀、梁啟超的主張完全否定，而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張、梁的批判，則完全肯定。近些年來有了新的評價。如胡繩認為張、梁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是符合中國實際和社會發展要求的。他們的錯誤在于看不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是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最大障礙，因而反對進行反帝反封建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主張依靠資本家發展資本主義解決中國問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認識存在片面性,但是他們看到資本主義的弊端，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根源，認識到必須用革命清除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這兩大障礙，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則是正確的。參見《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143頁。
盡管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的研究取得了較大進展，但仍有一些有爭議、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如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和早期傳播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接受了哪些理論？他們是怎樣理解和運用于建黨和指導中國革命的？馬林參加了共產國際二大，了解列寧的民族殖民地理論，為什么在中共一大上沒有貫徹？中國共產黨到底是1920年還是1921年建立的？中共一大的閉幕時間究竟是哪一天？湖南、山東的共產主義小組是什么時候、怎樣成立的？四川重慶、天津、南京在中共一大前有沒有共產黨的早期組織？等等。
二、對大革命時期“黨內合作”的評價
對大革命時期黨內合作的方式，黨史界多是作肯定的評價。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認為，中共之所以接受共產國際提出的黨內合作的方式，除了因為從組織上必須服從的因素外，還因為“這是當時能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通過這種方式實現了國共合作，“就能夠在孫中山這面頗有號召力的革命旗幟下，通過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廣泛發動群眾，發展革命力量，加速推進民主革命。這既有利于國民黨的改造，使國民黨獲得新生；又有利于中國共產黨從低落的工人運動中走出來，在廣闊的革命天地中鍛煉和發展自己”。《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頁。“‘黨內合作’的組織形式，既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原則，也符合中國各階層人民共同的革命利益，它是中國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對這種合作方式應是肯定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若干問題說明》，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頁。一些學者也持肯定的看法，認為實行“黨內合作”在當時是實現國共合作唯一的形式，具有不可選擇性。“黨內合作”不是造成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實踐證明它是中國革命在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符合實際的選擇，已取得相當的成功，發揮了應有的歷史作用。參見陳元九：《“黨內合作”形式若干問題之辨析》，《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0卷第6期。
上世紀80年代亦出現對“黨內合作”的否定評價。90年代中期以后，否定的評價得到一些學者的認可。有的學者認為黨內合作形式是單方面地服從孫中山需要的產物；是共產國際為了維護蘇俄利益的產物；是共產國際重視國民黨，忽視共產黨的產物；是共產國際強迫中國共產黨接受的。這種方式雖有積極作用，但消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它妨礙了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爭取領導權的斗爭；限制了中國共產黨獨立活動的開展；有利于國民黨右派篡奪革命領導權；必然導致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破裂和革命的失敗。參見陶用舒：《“黨內合作”新論》，《益陽師專學報》1996年第1期。俄共（布）和共產國際籌劃的國共“黨內合作”，無疑是從馬克思主義革命統一戰線理論中異化出來的一種怪胎，是俄共(布)為其本國利益與國民黨建立聯盟而派生出來的附屬品。“黨內合作”完全把中國共產黨置于極其被動和難以自主的境地，從一開始就注入了必然失敗的因子。參見賈立臣、賈立軍：《重新認識俄共（布）籌劃國共“黨內合作”的動因》，《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0卷第1期。也有的學者認為爭取國民黨的領導權與幫助國民黨改組，遵守國民黨紀律與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是一個二律背反的公式。中共既然確立了以國民黨為中心來推動國民革命的政策，就應該做加強而不是削弱國民黨組織力的工作，而國民黨組織力的加強，又勢必成為約束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獨立自主地進行工作、爭取國民黨的領導權的繩索。而共產黨的發展與統一戰線的鞏固，又是一個二律背反的公式。在國民黨內發展我們的組織、爭取領導權，是我們接受黨內合作的基本策略，但這一策略，對于團結同盟者來說又是很不策略的。共產黨爭取國民黨的領導權的發展過程，也就是統一戰線走向瓦解、分裂的過程，二者難以兼得。這種合作形式，使中共爭取國民黨內的領導權，亦即爭取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幾乎變得完全不可能。參見黃愛軍：《試論“黨內合作”的歷史局限性——黨內合作限制了中共對領導權的爭取》，《安徽史學》2006年第4期。還有的學者認為黨內合作并不是共產黨當時唯一的選擇，也有以黨外聯合的形式結成民主聯合戰線的可能性。馬林最初征求孫中山意見時，孫是堅持黨內合作的，但在他被陳炯明驅逐出廣州，逃難到上海的困難情況下，如共產黨提出黨外合作，孫中山也是可能接受的。參見姚金果：《“黨內合作”再討論》，《俄共秘檔與中國革命史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頁。
究竟應當怎樣評價“黨內合作”？筆者認為從當時國共兩黨的實際情況看，黨內合作不是最好的合作方式，但恐怕是唯一可行的合作方式。合作的結果對兩黨都曾產生過積極的意義。兩黨都得到了發展，中國革命的進程也大大推進了。但是這種方式本身確實存在弊端，使共產黨很難處理好與同盟者的關系，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況且既是一種策略，就有一定的時空范圍，從合作之日起就決定了一定有分離之時。重要的是根據形勢發展和國共關系的變化，及時決斷是繼續合作還是退出。對于幼年的共產黨來說，要準確地拿捏國共關系分合的火候，是力所不能及的。尤其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制約了中國共產黨人，是黨在處理國共關系上進退失據的主要原因。
三、關于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形成和標志
這是在革命道路研究中至今仍爭論較大的問題。大致有六種看法：（一）1928年形成說，以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的兩篇文章《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為標志。（二）1930年1月形成說，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為標志。（三）1930年10月形成說，以第一次反“圍剿”中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為標志。（四）1930至1931年下半年第三次反“圍剿”后形成說。1931年9月，《紅旗周報》發表評論，提出把擁護蘇維埃的紅軍當作第一等任務去做，把紅軍和根據地斗爭放在第一位，農村中心思想在黨內確立起來。（五）1936年形成說，標志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六）1938—1939年形成說，以《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為標志。
為什么在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形成時間問題上會有這么大的分歧？原因大致有以下三點：（一）對具備哪些內容意味著道路形成的看法不同。1928年形成說認為有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就是開辟出了革命新道路。1930年1月形成說認為解決了以農村為中心、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核心問題，就可以說是形成了。而1936年、1938—1939年形成說則認為只解決以農村為中心還不夠，還必須解決革命長期性問題。（二）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即1930年1月5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信）是否有農村中心思想認識不一致。持否定看法的認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出版《毛澤東選集》時進行過修改，原文沒有農村中心思想。持肯定看法的認為，即便原文也是有農村中心思想的。（三）如何看毛澤東1930年5—10月的實踐。不同意1930年1月形成說的認為毛澤東當時對形勢的估計與中央基本一致，他不僅贊同立三路線，而且積極執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示。持1930年1月形成說的則認為毛澤東在組織上確實一度服從、接受和執行了立三路線，但在思想上對打大城市并不贊成，在實踐中進行了有效的抵制。
筆者贊同1930年1月初步形成說。判斷毛澤東給林彪的信中有沒有農村中心思想，一要看這封信是為什么寫的。這封信開宗明義，就是批評林彪為代表的黨內普遍存在的主張流動游擊，忽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城市中心思想。毛澤東說：“由你相信×××式的流動游擊政策一點看來，似乎你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有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后來一個全國暴動。”“你的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我覺得是于中國革命不適合的。”二要看肯定的是什么。毛澤東說：“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是不能達到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的建設政權的，紅軍游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配合著組織著從斗爭中訓練著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武裝組織……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向前擴大的政策，是無疑義地正確的。”三要看當時怎么認識農村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毛澤東認為“紅軍游擊隊及蘇維埃區域之發展，它是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無產階級斗爭最重要的同盟力量”，“無疑義的它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毛澤東集》第2卷，一山圖書供應1976年版，第128、129頁。毛澤東的上述論斷，實際上解決了以農村為中心的問題，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開辟。
四、關于遵義會議研究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作為黨史上重大歷史轉折的標志之一，在組織上結束了以博古為首的中央的統治，開始了新的中央的領導。對這一點黨史界并無疑義。但對遵義會議的組織變動情況，在認識和表述上是有不同的。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作出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六大以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7頁。。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一步認定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頁。。但是因為沒有會議記錄，也沒有發現會議中組織變動的文獻，人們對此次中共領導大變動的具體情況不得其詳。1982年中央檔案館館藏的陳云手稿《（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發現，使人們得以了解組織變動的具體內容，即：“（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完畢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3頁。這份手稿經陳云認定是他在長征途中寫的傳達手稿，故收入書中時改題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但也有學者考證，從手稿的內容看，應當是陳云向共產國際的匯報提綱。2001年公布的從俄羅斯國家檔案部門發現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報告》，則明確說會議“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史平是當時陳云在莫斯科使用的化名。。這兩份文獻是迄今為止僅有的關于遵義會議組織變動的檔案史料。由于是會議的參加者在會后不久記述的，其權威性不容置疑。來自同一個人相隔時間不長的說法不同的兩份文件，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隨著這些文獻的挖掘，學者們對遵義會議組織變動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就筆者所見，目前學術界至少有以下幾種有代表性的看法：
1．認為史平的報告進一步印證了黨作出的兩個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于遵義會議的結論，“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陳群：《關于陳云向共產國際報告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
2．認為“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3．認為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革命的正確領導”郭德宏主編《中國共產黨的歷程》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頁。
4．認為“毛澤東在全黨領袖地位的確立，始于遵義會議而成于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佟靜：《論張聞天在毛澤東成為黨的領導核心過程中的歷史作用》，張培森主編《張聞天研究文集》（第4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頁。
5．認為“遵義會議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遵義會議及其以后一個時期，毛澤東作為這一集體的一員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但并未成為核心”何方：《談遵義會議確立的黨中央領導》，張培森主編《張聞天研究文集》（第4集），第341頁。
從陳云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的內容和會后中央領導層的變動看，說新的中央以毛澤東為首顯然不是事實，說確立了領導地位也不準確。如果說這時就確立了，何來長征途中會理會議林彪給中央寫信，要撤掉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以彭德懷代之的風波，以及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張國燾企圖以槍指揮黨，爭取黨的最高領導權的挑戰？又何來1937年12月會議王明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確定的全面抗戰路線、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及抗日游擊戰爭戰略方針的批評和否定？更何來1938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從共產國際帶回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頁。的指示和毛澤東的“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頁。的評價？
筆者認為，組織變動的事實是清楚的，問題在于怎樣理解和認識會議的組織變動？當時為什么作出這樣的組織安排？若把這一變動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分析，可能會得到接近歷史真實的解讀。
問題一：在最迫切要解決的軍事領導人的更換上，為什么在取消三人團，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后，沒有直接任命毛澤東擔任軍事最高領導人，而是選擇了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確定了周恩來是最高軍事領導者？
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毛澤東自1932年寧都會議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后，在軍內無領導職務。而朱、周是中革軍委主席和副主席，周恩來又是長征以來全權指揮作戰的三人團成員，且已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以來軍事戰略上的錯誤，因此得到了與會者的信任。
問題二：在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更換上，為什么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沒有立即作出撤博古、由其他人接替的決定，而是決定會后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對遵義會議應當撤換黨中央領導人而沒有撤換，在會議參加者的回憶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大家擁護毛澤東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領導，但毛澤東堅決推辭。據伍修權回憶，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為我黨我軍的領袖……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第117頁。。聶榮臻回憶“大多數人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頁。。楊尚昆更具體地談道：“會上，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但毛主席不愿意，說他身體不好，有病，所以決議上寫了‘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意思就是說領導班子的分工暫時還沒有定。”《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頁。還有一種說法是大家擁護張聞天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領導，但是張聞天也推辭了。楊尚昆在1997年3月22日和劉英的一次談話中回憶：“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于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程中原整理《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百年潮》1998年第6期。
從上述回憶可以看出，當時由誰來接替博古，黨內是有不同意見的。最合理的解釋是會上因種種原因一時定不下來接替博古的人選，且國民黨追剿軍已到遵義附近，會議必須馬上結束，因此不得不留待會后解決。
問題三：1935年2月5日在“雞鳴三省”的地方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為什么推舉張聞天而不是毛澤東接替博古負總責？
一則材料是周恩來在1972年6月10日中央召開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的講話中，回憶當時變換領導人的情況時說：“組織路線也是勉強解決了。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當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第68頁。
另一則材料是張聞天在1943年整風運動時寫的筆記中的說法：“在遵義會議上，……我不但未受處罰，而且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當時政治局許多同志推舉我當書記”。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194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第80、81頁。楊尚昆在回憶中也說：“張聞天當時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程中原整理《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百年潮》1998年第6期。
上述兩種意見究竟哪種更接近事實？結合兩位當事人說這番話的背景，張聞天1943年寫整風筆記時，處在被批判的教條主義代表人物的地位，斷不敢無中生有。周恩來是在1972年說的，在毛澤東個人崇拜盛行的時代背景下，難免會抬高毛澤東的地位和影響力。從遵義會議時的歷史背景和黨內的思想狀況看，沒有立即推舉毛澤東，或許是因為毛澤東在政治上長期受排斥，一些領導人改變看法、重新認識毛澤東有一個歷史過程。而請洛甫代替博古做黨的最高領導人，比較順理成章：一是洛甫當時本來就是黨內排在博古之后的第二號人物；二是他在遵義擴大會議上清算了博古、李德的錯誤，對實現歷史轉折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得到常委們的認可。
綜上所述，遵義會議完成的組織變動，應當實事求是地表述為：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毛澤東進入政治局任常委；撤銷了博古的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職務，形成了以張聞天為首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毛澤東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毛澤東不僅參與最高軍事指揮，而且在決策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是符合實際的。
五、關于長征中的“密電”問題
紅軍長征中的“密電”問題，是黨史界爭論多年的老問題。因其涉及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黨和紅軍發生分裂的責任，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張國燾究竟有沒有給陳昌浩拍發危害中央的電報？由于至今沒有找到電報原文，故說法不一。范碩的《紅軍長征中的“密電事件”揭秘》參見《中華兒女》2003年第11期。一文，查閱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有關檔案文獻，訪問了許多重要當事人和知情人，引用了大量的回憶材料，詳細敘述了“密電”事件，說明1935年9月9日張國燾命令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甚至“武力解決”的密電是存在的，即便現在找不到，但不能否認它的存在。針對范碩的文章，朱玉、王年一發表《也談紅軍長征中的“密電”問題——請教范碩同志》參見《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批駁了范文缺乏充分的檔案材料作依據，而主要依據個人回憶材料的做法。朱、王從幾個方面進行了考察：（一）反復查閱中央檔案館、軍委檔案館保存的歷史檔案，但始終找不到載有“武力解決”中央字樣的電文；（二）查閱中共中央有關張國燾錯誤問題的歷史文獻和中央批駁張國燾反對一、三軍北上的言論，均未指出張國燾有過要“武力解決”中央的“密電”；（三）直接負責發報、收報的電臺工作人員均否認見過“武力解決”中央的“密電”；（四）當時的電報有嚴格的密級，若載有危害中央內容的電報一定是絕密，并且由收電者本人譯，其他人即便收到了這封電報也無法譯出。據此，作者認為“武力解決”的“密電”是不存在的。
筆者認為，從朱玉、王年一文章考證情況看，可以說明不存在寫有“武力解決”內容的密電。但9月9日張國燾是否發出過一封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內容的電報，尚待進一步考證。因為1937年3月30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明確說道：“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會打起來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66頁。當時張國燾是在場的，他并沒有否認。從這個史料看，中央被迫率一、三軍單獨北上，與看到葉劍英拿來的電報有直接關系。
六、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原因
西路軍問題是黨史上的疑難問題。為什么這支從土地革命戰爭烈火中經受千錘百煉、三過雪山草地都沒被拖垮的隊伍，會遭到這樣大的失敗？黨內和學者們爭論得很激烈。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仍持1937年4月延安會議的結論，認為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另一種觀點認為西路軍是執行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任務，它的一切行動都在中央領導下，與張國燾無關。它的失敗是中央指揮失誤，包括：中央給西路軍的任務多變，且超出西路軍承受限度；中央戰略指導上的失誤，步步以河東形勢的暫時需要為轉移，缺乏戰略性安排，舉棋不定，猶豫徘徊，致使西進時機完全喪失；要求西路軍在永（昌）涼（州)地區和臨（澤)高（臺)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合實際的；中央對西路軍統得過死，未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由權。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西路軍失敗是歷史的合力和機緣造成的。董漢河2007年發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七十周年祭——西路軍的形成、失敗及其價值和意義》參見《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一文，認為導致西路軍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歷史合力的結果。包括對黃河以東紅軍主力的策應，耽誤了西進的時間，消耗了西路軍的實力；建立河西革命根據地是西路軍無力同時完成的任務；西安事變后變幻莫測的國際國內形勢對西路軍的致命影響；敵我力量懸殊，且敵人力量有增無減，“拼戰甚堅決”，西路軍有耗無補，進退失據等。
筆者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總體上看，與西路軍失敗相關的因素大致有以下五個方面：（一）客觀條件惡劣。敵我力量對比懸殊，馬家軍反共堅決，戰斗力強；西路軍剛結束長征未及休整，218萬人中有相當部分是非戰斗人員，且武器彈藥奇缺；河西走廊地形不利、天氣寒冷、物資匱乏，不利于紅軍作戰；民族矛盾尖銳，歷史上共產黨在此地區沒有影響，群眾基礎差。（二）黨中央在對西路軍的指導上存在失誤。中央對河西的情況了解很少，沒有看到紅軍在河西難以生存；沒有及時終止打通國際路線的軍事行動，而是指示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在高臺戰斗失利、形勢極為不利的情況下，沒有堅決果斷地命令西路軍東返。（三）張國燾的影響。經歷了第一次北上途中的斗爭，在第二次北上時張國燾確有四方面軍單獨開展局面的想法，主張四方面軍單獨走河西，打通國際聯系，接受援助，因此要快過河、多過河，對中央攻取寧夏，必須首先擊退南面追敵胡宗南部的部署執行不積極。在紅軍西渡和征戰河西走廊的決策和初期行動上，張是直接指揮者。他低估了敵人，夸大了有利條件。（四）西路軍領導方面的問題。對馬家軍的反動性和戰斗實力估計不足，有嚴重的輕敵思想；對河西走廊惡劣的自然條件和薄弱的群眾基礎也估計不足；對接取共產國際、蘇聯援助的困難估計不足，過于樂觀。（五）共產國際、蘇聯的援助存在問題。西安事變后，蘇聯為了以蔣介石為主促進國共合作，害怕影響中蘇關系，不愿意再大規模地援助紅軍。而西路軍始終對取得國際援助心存幻想，在十分困難甚至危機的情況下仍在堅持。共產國際、蘇聯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中共中央及西路軍領導的決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七、關于延安整風的研究和評價
對延安整風，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其定性為一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肯定延安整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84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對延安整風作了充分肯定，認為它既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也是破除教條主義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對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具有極其重大和深遠的意義。整風運動的結果，實現了全黨新的團結和統一，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整風運動對加強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增強黨的戰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實踐，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21—622頁。
不過，近年來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延安整風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萌生；搶救運動傷害了大批同志，后果嚴重，開了錯誤開展黨內斗爭的先河；整風在反教條主義的同時也造成了對馬列主義理論學習的忽視，等等。
筆者認為，中央是從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戰略高度來開展整風運動的，其宗旨是整頓三風，重點在克服黨內嚴重存在的教條主義，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統一全黨思想到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上來。批教條主義當然會涉及到人，但決不是把人批倒批臭為目的。延安整風中確實出現了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萌芽，但應正確地看待這個問題，不能因此否定整風運動。有人用“權力斗爭說”來解讀那段歷史，是偏頗的。延安整風對黨的建設、對中國革命勝利的歷史作用非常顯著，把建國后出現的一些錯誤歸結到延安整風是不正確的。
對搶救運動和延安整風的關系，有一種觀點認為是兩件事。把搶救運動從延安整風中摘出來，目的是說明延安整風是正確的。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搶救運動是延安整風的一部分，思想整頓后必然要組織清理。搶救運動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失誤，其危害巨大。關于這個問題，筆者認為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八、關于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國革命的關系
由于蘇聯保存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的解密和譯成中文出版，新世紀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總的來看，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及其功過的評價趨于客觀。
在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研究中，共產國際、蘇共和陳獨秀右傾錯誤與大革命失敗關系的研究取得重大進展。楊奎松、唐寶林等撰寫多篇文章，把其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作了系統的梳理，對指導中的錯誤和應負的責任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評述，有利于還原歷史真相。參見楊奎松：《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兼談陳獨秀的“右傾”問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唐寶林：《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姚金果、蘇杭、楊云若等充分運用新史料，對以往研究中鮮為人知或知之甚少的問題作了闡述，對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對錯誤的結論給以修正。參見姚金果、蘇杭、楊云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姚金果、蘇杭對以往研究較少的蘇聯、共產國際對中共軍事工作的指導作了全面考察，認為籠統地說蘇聯和共產國際不重視中共的軍事工作是不對的。他們對中共軍事工作有一個從忽視到重視的過程，并從多方面給予了指導。但共產國際、聯共（布）并不是始終如一地關心中共的軍事工作。在這方面指導中的重大失誤，給革命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參見姚金果、蘇杭：《讀解中國大革命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0頁。
以往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共產國際、聯共（布）對中國革命關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共產國際與三次“左”傾的關系上，且幾乎都是否定的。近年來的研究在內容上大大拓展了，涉及到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三大起義，與中國工農紅軍的創建及軍事指導，與中共組織的重建，與中共六大，與土地所有權及富農問題，與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開辟，與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及蘇維埃運動的發展，與富田事變，與西路軍，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形成，等等。近年來的研究在對共產國際的作用評價上較為客觀全面，既指出其指導中的嚴重錯誤，也把它對中國革命指導中正確的方面作了肯定。如蔣國海認為，秋收起義從醞釀到起義都是在聯共（布）、共產國際的指導下進行的，雖然有脫離中國實際的地方，但也給予了中共很大的幫助，為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作出了貢獻。參見蔣國海：《論共產國際與秋收起義》，《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5期。湯濤考察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大革命失敗后中共組織的重建，既肯定其提供了巨大幫助，有效地加速了中共組織重建的進程，又指出其在指導中有頗多謬誤之處，使中共在自身建設上走了許多彎路，遭受了重大損失。參見湯濤：《共產國際、聯共（布）對土地革命初期中共自身建設的影響》，《黨的文獻》2006年第2期。曹力鐵認為共產國際、聯共（布）高度重視中共創建自己的軍隊，在軍隊建設上既提出了一些正確的原則，又有許多脫離實際、甚至相互矛盾的指示。參見曹力鐵：《共產國際聯共與中國工農紅軍的創建》，《江漢論壇》2007年第4期。蓋軍對共產國際與中國土地所有權的演變作了系統考察，指出中共六大決議規定土地公有是錯誤的，其來源于聯共（布）和共產國際，但從公有到私有的轉變也是共產國際作出的，是正確的決策。參見蓋軍：《中共關于農民土地所有權實行公有的錯誤及糾正與共產國際》，《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年第1期。
研究中有的問題存在不同認識的交鋒。如對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道路的關系上，以往是把共產國際放在中國共產黨探索革命道路的對立面，認為它始終堅持城市中心論。近年來新史料的面世，使人們看到了共產國際態度的變化，即它在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指導方面有一個從城市中心到農村中心的轉變過程。但對何時完成這個轉變有不同看法。關于中共六大革命道路的指導，有的學者認為共產國際已經放棄城市中心，主張農村中心。參見張喜德：《共產國際對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形成的促進作用》，《探索與爭鳴》2010年第9期。有的則認為共產國際在中共六大上雖然再次肯定了紅軍和根據地，但并沒有實現工作重心的轉變。無論是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談話、報告，還是六大代表的發言，都還是主張城市中心的。六大后，中央在工作指導上也是以城市為中心部署的。參見劉晶芳：《再探共產國際與中共六大對工作重心的認識》，《探索與爭鳴》2008年第11期。
二戰后蘇聯與中國的關系有了較深入的研究。沈志華梳理了抗戰勝利后蘇聯對華政策的變化，分析了這種變化與中國內戰的關系，論證了中國內戰對世界冷戰格局形成的影響。參見沈志華：《斯大林與中國內戰的起源（1945—1946）》，《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10期。薛銜天、劉成元對蘇聯進軍東北與東北革命根據地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論述了中共經營東北的戰略和蘇聯的東北安全戰略、蘇聯與東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遼沈戰役與蘇聯關系等問題。參見薛銜天、劉成元：《蘇聯與東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三大戰役結束后，斯大林是否曾勸阻解放軍渡江，主張“劃江而治”，是黨史界長期爭論、至今仍存在嚴重分歧的問題。1994年，俄羅斯《近代和現代歷史》雜志登載了俄羅斯科學院齊赫文斯基《1949年1月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函電往來》一文，公布了斯大林與毛澤東就中共對國民黨發動的和平攻勢應采取何種策略問題的往來函電，為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佐證。薛銜天認為斯大林在函電中雖然沒有勸阻解放軍渡江，但“劃江而治”的風源來自斯大林，其目的是“掩護蘇聯對東北解放戰爭的支持，離間美蔣關系，減少美國對蔣介石集團的援助，給國民黨政府制造幻想”參見薛銜天：《“劃江而治”的風源》，《黨的文獻》2004年第2期。。不過，韓國學者金東吉根據他在俄羅斯查到的斯大林與毛澤東往來函電的原件以及其他原始文件的內容，認為斯大林確曾有過“勸阻渡江”之舉。參見〔韓〕金東吉：《關于斯大林是否勸阻中共渡江問題再分析》，《黨的文獻》2006年第4期。
九、關于新民主主義理論研究
自1988年于光遠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包含革命論和社會論兩部分內容后，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研究備受關注。個別學者對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持否定看法，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是有人編造出來的，并沒有形成一個可以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論”并提的成熟的理論體系。“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所論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步驟和前途，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論”不可或缺的內容。“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與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創造和長期堅持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毫無關系，是性質根本不同和對立的兩種思想體系。參見李偉：《“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不能成立》，《探索》2008年第4期；黃愛軍：《“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說法值得商榷》，《探索》2010年第5期。多數學者對這個理論是肯定的。20多年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公開出版的主要成果有于光遠著述、韓鋼銓注《“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石仲泉著《毛澤東的艱辛開拓》，魯振祥著《探索的軌跡——新民主主義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思想研究》，王占陽著《毛澤東的建國方略和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及《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王檜林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理論研究》，劉晶芳著《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研究》等。此外還有鄭國瑞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論綱》、陳娟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研究》、吳茜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和放棄的理論探源》等以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為題目的碩博論文20余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更是數量眾多。這些著作和論文對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理論來源、國情依據、形成發展、基本內容、理論的運用、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放棄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終結原因等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研究。
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研究中，最令人困惑的是這個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獨創的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為什么會在建國后不久即放棄了？
學界對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放棄的原因進行了深入探討，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放棄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提前結束，是建國后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實踐中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歷史的合力。沒有深刻認識到中國經濟的極端落后性和發展生產力、改變這種落后性的極端艱難性，是導致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根本原因；對恢復時期增長著的社會主義因素的過高估計和對農村貧富分化及勞資矛盾過于嚴重的估計，是導致新民主主義嬗變的重要因素；實施工業化戰略的需要，是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過早終結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直接原因；兩大陣營對立的世界格局、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戰后資本主義陣營各國的衰落和社會主義蘇聯的興盛，是影響毛澤東作出新選擇的重要因素；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本身不完善及對馬克思主義若干重要理論觀點片面理解，是導致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放棄的深層次原因。參見林蘊暉：《新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再思考》，《教學與研究》1999年第12期；王也揚：《歷史地看待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及其變化》，《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3期；武力：《新民主主義社會提前終結的歷史分析》，《黨史研究與教學》2003年第3期；朱佳木：《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提前過渡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抉擇》，《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5期；高民、陳福衛、唐桂蓮：《試論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必然性》，《前沿》2004年第11期；邢和明：《從新民主主義論到過渡時期總路線——兼論兩種社會模式的轉變》，《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4期；蔣積偉：《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原因新探》，《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2008年第1期；羅平漢：《也論新民主主義社會提前結束及其原因》，《理論學刊》2008年第5期；劉晶芳：《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理論原因》，《科學社會主義》2011年第3期。
有的學者深入研究了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建國理論的變化，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不是建國后放棄的。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前后，毛澤東就開始由新民主主義自覺地轉向新社會主義，在建國前后形成了新社會主義理論，并以其為指導建立了初級社會主義國家。參見王占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一種新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和歷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在新民主主義理論研究中尚有不少問題需進一步深入探討。如在新民主主義理論形成中，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哪些著作，接受了哪些觀點？怎樣理解、運用來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并在實踐中創造新理論的？黨對中國資產階級是何時認識清楚的？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是策略還是戰略，抑或二者兼有？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中是否有具備理論形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如沒有，根據地的建設和新中國的建立是以什么理論為指導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關系是什么？等等。
以上九個問題，是筆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教學和研究中感到比較重要的問題，由于存在不少分歧與爭議，有些問題仍然沒有定論，有賴于學者的進一步努力和對檔案的繼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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