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冬生，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國外馬克思主義教研室主任。
一、當代中國知識界的四次裂變與公共話語空間的形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告別了解放后持續20多年的準戰爭體制，開始了由“求生存”向“求發展”的社會轉型。改革開放成了新時期的政治話語甚至意識形態。中國不可能像西方殖民主義那樣，把發展中面臨的矛盾轉移到自身之外。這從根本上約束著中國對自身發展路徑的選擇。前蘇聯和東歐走的是激進主義改革道路，其直接結果是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和共產黨徹底喪失執政地位。中國選擇了漸進主義改革路徑，共產黨作為改革的中流砥柱主導了主流意識形態走向，在發展中穩定了全國大局。漸進主義改革的俗語就是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所謂“石頭”就是多種參照物，這就有了吸收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的寬松環境。這樣的歷史契機，引發了當代中國知識界四次“裂變”。
第一次是“老左派”與新啟蒙思想界的對壘。改革開放初期，在文學和哲學社會科學諸多領域，以正統馬列主義理論為資源的“老左派”與新啟蒙知識分子圍繞朦朧詩、人性和異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等問題發生激烈論戰。對壘雙方此消彼長，“老左派”趨于邊緣化，而新啟蒙思想界逐步取得公共話語權。隨后新啟蒙思想界又圍繞“民主”、“民族”和“民生”等問題演繹出第二、三、四次裂變。
第二次主要是圍繞“民主”問題知識界裂變出新權威主義：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國內改革也因“價格闖關”、“政治體改”和“學潮”等原因引發了一段時間的動蕩。權力下放造成的諸侯經濟和城市改革引發的經濟波動以及所謂“亞洲價值觀”的覺醒，催生了新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基本剝離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以資本主義市場化改革為目標，由此區別于先前的“老左派”；又斷然拒絕民主訴求，以強化國家權力體制作為市場經濟運行的政治保障，從而與原教旨的啟蒙主義泛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分道揚鑣。
第三次主要是圍繞“民族”問題知識界裂變出民族主義：蘇聯東歐劇變，雅爾塔兩極體制崩潰，冷戰結束。中國作為擁有獨特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大國，繼而又成為美國圍堵遏制的首要對象，直到“9·11”事件后才有所緩和。特別是“八九政治風波”后的幾年里中國受西方政治打壓和經濟制裁，戰略環境的惡化甚至使民間社會也感同身受。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激發了體制外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出版并熱銷就是一例。中國民族主義者力主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關注中國在海外的市場、資源甚至生存空間的獲取。同新權威主義一樣，中國民族主義某種程度上脫離了傳統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不同于早前啟蒙知識界盛行的世界主義和親西方傾向。
第四次主要是圍繞“民生”問題知識界裂變出“新左派”。1992年以后，中國市場經濟呈現出高增長、高消耗和高消費特征，但社會分配嚴重不公平：一方面暴富群體非常規崛起給普羅大眾以強烈的情感刺激，另一方面大量傳統產業工人因下崗而邊緣化，引發了某種意識形態疑慮；一方面是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區的高度繁榮，另一方面是廣大農村的凋敝和城市貧民的涌現以及生態惡化。利益分化的幅度和方式超出了人們的情理容忍限度，使“民生”成為各方面廣泛關注的緊迫問題。啟蒙知識界原來單純以國家體制為抨擊對象，20世紀90年代突然面臨“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兩面夾擊，深感到經濟繁榮背后“人文精神的危機”。終于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新左派”異軍突起，對近20多年的歷史過程持一種反思和建設性批評的立場，以新的理論資源和論述策略，在官方主流意識形態“不爭論”的背景下，擴展了與“新自由主義”論戰的公共話語空間。這個公共話語空間，只要不走極端，就有益于主流意識形態發展。
二、“公共知識分子”公眾性現象解讀
何謂“公共知識分子”？蘇力教授借用波斯納關于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制度框架，將“公共知識分子”界定為越出其專業領域經常在公共媒體或論壇上就社會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發表自己的分析和評論的知識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時期自己專業是社會的熱點問題而把自己的專業知識大眾化并且獲得了一定的社會關注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價值中性的經驗性界定。其具體操作性認定標準有三：第一，看一些主要網站是否設置有他或她的個人網頁；第二，在過去20年里是否在《讀書》、《東方》、《天涯》、《南方周末》等報紙雜志經常發表學術隨筆或就社會熱點問題發表短文；第三，他或她的文章引發的社會的“學術”關注程度，以及最重要的是一般說來社會是否認同他或她是學者。(參閱蘇力：《中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建構》載《思想與文化》第3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蘇力教授集中討論了中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的構成特點及其隱含的社會因素。
中國當代稱為“公共知識分子”者主要具有如下五個特點：一是對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在公共媒體公共輿論中具有足夠的公眾影響(與其專業性影響不一定相對稱)。二是除了在經濟學界還有少數老學者根據國家相關規定已經或應當從其學術“公職”上退休但事實上在學界還相當活躍外，其他學界的“公共知識分子”年齡大多在40—50歲之間。三是這些人大都經受了某種社會的磨煉，實際上基本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獲益者，盡管他們對改革開放之力度和方向的態度持有不同的態度。四是這些“公共知識分子”絕大多數留過洋(主要是在英國、美國)，許多人是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的，有些人現在仍然在大陸以外的國家或地區作全職的或半職的教學研究。五是在這些“公共知識分子”中，專業以經濟學、人文學科的學者居多，其他社會科學的較少。
這些現象隱含了中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公眾性社會特征，有的干脆就直呼為“公眾知識分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的是因為熱點問題內容的公眾性。由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社會關注的公共話題。“成為不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在于你研究和關心的問題是否變成了社會的熱點問題。”(同上)與此密切關聯的是因為經濟學話語形式的公眾性。許多本來旨在參加學術專業爭論的經濟學學者自然而然地就從專業知識分子轉化為“公共知識分子”了。某些非經濟學學科內的學術論爭，雖有門派之爭，但引發爭論的社會原因仍然是中國的經濟改革。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雖然參與論戰的幾乎全都是人文學者，所爭論的其實并非一般意義上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文精神的失落。當然，還有學科交叉和跨學科的公眾性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帶來了中國知識界知識結構的轉型，出現了以經濟學為中心的話語霸權——“經濟學帝國主義”現象。以《經濟學家茶座》為典型，經濟學家幾乎全面進入了其他學科領域。其他學科知識分子既無力抗拒這種“帝國主義”的擴張，又不能容忍被邊緣化，于是也主動引進了經濟學的一系列假定和方法。這種學科交叉和跨學科理論擴張現象，加之執政黨主流意識形態寬容度的擴展，政府的重視，媒體的關注，公眾的利益關切等等因素，以及某種程度的商業化炒作，例如《第三只眼睛看中國》，這樣就催生了一茬茬公眾化“公共知識分子”。
問題是，上述知識分子的影響主要不在于其公眾性，而在于其現代性。盡管現代性這個概念眾說紛紜，卡利奈斯庫認為，現代性就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社會文化的歷史轉變；鮑曼認為，現代性就是對普遍和秩序的追求；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性主要是指文化，以“合法性的危機”來描述文化與政治在公共領域轉型中的沖突，有人因此從知識分子譜系學上區分啟蒙和革命的知識分子、技術官僚型知識分子和批判型知識分子等等。可見，單從公眾性現象難以把握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實質。
三、“公共知識分子”公共性實質
2000年前后，中國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關鍵時刻，改革面臨原來沒有料到的新問題。主流意識形態兩側形成了“公共知識分子”新的左右對壘。盡管中國普通百姓對“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之間這場論戰并不十分在意，官方主流意識形態也不置可否。因此有人戲之為“茶杯里的風暴”。但是，國內外知識界對它十分關注，甚至譽之為“跨世紀的爭論”。這場爭論并非所謂“普世性”“超然性”的學理之爭，而是中國知識界著眼于中國改革的實踐對一些重大現實問題進行的“介入性”思考，其廣度和深度，遠遠超越了二十多年改革的時限和時下體制改革的視閾。它涉及到歷史的文化反思、中國改革命運的把握和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他們中一些人借鑒西方知識界以“公共知識分子”身份認同(identity)，以體制外甚至局外人的口吻就許多“公共問題”縱論天下，不斷擴展公共話語內容：一是對中國目前社會現狀的看法；二是對“兩極分化”、社會公正、平等優先還是效率優先等問題的看法；三是關于公民社會或曰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轉型問題；四是對國際問題的爭論；五是其他一些相關學理問題，諸如“告別革命”與民粹主義問題、公共性的差異性與社會現代性認識問題、“第三條道路”的存否問題等等。
一方面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學者隊伍有一個斷代遺傳現象。其主要力量是55歲以下和75歲以上的人，65歲左右的人很少。這是因為一代人上學時沒有機會接觸自由主義的書，而且學的是俄語，到了能夠看到自由主義書的時候，由于年齡原因，吸收知識的能力已經大大下降了，但總的來講，自由主義隊伍擁有人才優勢，擁有西方主流學術資源根基。“新自由主義”者新生代的隊伍人數眾多，分布在經濟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學、新聞學多個領域。他們堅持改革開放的話語條件，宣揚市場經濟理論，批判專制政治……，少數幾個明顯挑戰“四項基本原則”者受到遏制后，大多回避“四項基本原則”的話語，其論著論文多與國際主流學術范式緊密接軌，在年輕一代中很有吸引力，在學術界甚至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話語霸權。
另一方面，“新左派”的左，是指他們對市場經濟的疑慮，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經濟全球化負面作用的抵制，對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熱衷，對傳統社會主義價值意義的留戀。這些立足點和“老左派”很相似。“新左派”的新是相對于“老左派”而言的，一是思想來源不同，他們是新生代，是35—55歲之間的中青年知識分子，而且不少人有在西方學習的經歷，擁有西方左翼學術資源。二是視角不同：“老左派”留戀傳統體制，以維護傳統制度的面目出現，在改革過程中強調“姓資”、“姓社”；“新左派”面對改革出現的新問題，批判業已形成的市場經濟的一些負面現象。三是指“新左派”很多主張與“老左派”不一樣。例如：“老左派”認同官方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新左派”卻認為“文化大革命”有不少值得肯定的東西；對毛澤東的功過評價，“老左派”七三開，“新自由主義”者是二八開，而“新左派”是八二開，肯定的比例更大一些。對民主的渴求、對特權的憎惡，“新左派”與“老左派”涇渭分明。他們雖然都把自由主義當對立面，但處理方式有點不同：“老左派”視自由主義者為異端，用政治武器來打壓；“新左派”視自由主義者為論敵，用理論武器來批判。
兩方對比起來異同點明顯：第一，“新自由主義”的優勢是以國際主流學術資源為依托，順應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歷史大趨勢，特別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政策技術層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高參”地位。“新左派”的優勢是以某些民眾對社會不公正現象的不滿情緒、民族主義情緒和近百年造就的反帝國主義情緒為依托，于是，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政治環境中，有著語境優勢；第二，在一段時間的爭論中，“新左派”采取攻勢，“新自由主義”派處于守勢。雙方經常抱怨對方在官方得寵而己方受到打壓，都認為要與官方保持一定距離；第三，“新左派”主要遵循中國化政治的邏輯，“新自由主義”主要依賴于西方化理論的邏輯，在官方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左右兩側形成了相對獨立的輿論批判力量。這正是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公共性的實質表現。
四、知識分子的公共性與現代性之關聯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知識分子有三個問題難以回避：一是與政治權力的關系；二是與大眾的關系；三是與社會運動的關系，實質就是“超然”抑或“介入”的問題。對此，中西方知識分子取向歷來不同。傳統西方知識分子偏重“超然性”。這起始于西方文化的二元論世界觀。柏拉圖把世界一分為二：一方面是真理世界，稱之為“理念”，另一方面是現實的世界。認為真理世界是“本體”，現實世界不過是“現象”而已。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家追求的只是萬象紛紜后面的不變原則。古希臘知識分子超然于現實社會，窮究自然之道，為求知而求知，為學問而學問，而不屑于世俗的公共事務。“我寧肯找到一個因果性解釋，也不愿獲得一個波斯王位”——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正是這種形象寫照。即便中世紀充當知識分子角色的基督教教士們，盡管社會使命感強化了，但局限于宗教或精神之閾，因之形成了所謂“愷撒之事歸愷撒，上帝之事歸上帝”。這種政統與道統二元分立之格局，使西方知識分子與世俗化生活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基本價值取向是“介入”。因中國道統不同于西方道統，也沒有西方那種“一神教”式宗教影響。“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所傳的‘道’是人間的性格，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是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這就使得他們既有別于以色列先知的直接訴諸普遍性、超越性的上帝，也不同于希臘哲人對自然秩序的探索。”(余英時著：《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頁)中國知識分子也講求理性，卻不是西方那種窮究自然秩序的科學理性，而是將一切知識興趣落實到現實綱常之道的實用理性。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更何況士大夫？這樣沉重的使命感決定了中國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而自覺參政的“介入”和“從勢”意識。
本來，中西方知識分子在價值取向上到近代時曾發生互逆：中國知識分子轉向“超然”，西方知識分子則轉向“介入”。結果，西方知識分子在繼承超然性的傳統同時，成功地實現了世俗化轉型，進而在一個多元整合的現代社會系統中扮演著社會良心的角色。而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卻并沒有順利實現向“超然”轉型。原因主要有三：主觀上中國知識分子本身未曾真正意識到自己應然的雙重角色地位；客觀上封建大一統政治格局的延續，使之在社會上始終未能形成一支獨立的輿論批判力量；此外，列強入侵，民族危機四伏，知識界遭遇到“啟蒙”與“救亡”的雙重壓力，一旦被迫“介入”到社會政治，就自覺或不自覺地割舍專業，泯滅自我，走輔佐天子、治平天下的循環老路，進而妨礙了由傳統士大夫向現代知識分子的革命性轉型。
何謂現代知識分子？把它與社會結構功能相聯系才能更好地理解。現代社會是一種結構一體化與功能分殊性相結合的社會。在社會組織母結構中，各種社會功能高度專門化，各種子結構各具獨特的社會功能，彼此功能形態上相對獨立，功能原理上又耦合相依，從而形成一體化與多元化互動的有機整合體。這種社會結構勢必要求知識分子一方面參與社會角色的分工而成為富于“超然”精神的專家；另一方面又要求知識分子不乏嚴肅的社會使命感，必須“介入”關乎國家、民族乃至全人類的“公共性問題”。因此，余英時先生作了這樣一種功能性描述：知識分子“首先也必須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他可以是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藝術家、工程師、科學家或任何其他行業的腦力勞動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興趣始終限于職業范圍之內，那么他仍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足條件。根據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于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于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同上，“自序”第2頁)
從上述可以辨析出現代知識分子兼備“超然”與“介入”的雙重屬性，即既包括專業性也包括公共性。知識分子的現代性在這里不是一個單質的形而上學概念，而是一個復合的辯證概念。包括兩方面的內涵：一方面，知識分子的“超然性”是以其“人格化的專業”創造自然普世性價值，這種遵循理論邏輯由私轉化的公是最大的公；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的“介入性”是以“專業化的人格”創造社會局部性價值，這種遵循政治邏輯由公轉化的私是層次分明的公。由此可知，按公眾輿論影響大小或者按學科涉獵面大小而把某一部分知識分子特稱為“公共知識分子”，似乎有失偏頗。既然“超然”和“介入”構成了現代知識分子缺一不可的兩個側面，并體現了公共性的兩方面內涵，那么兼顧“超然”和“介入”就是現代知識分子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征，區分“公共知識分子”與“非公共知識分子”就沒有實質意義。從這一學理看來，在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語境中沒有多大必要倡導“公共知識分子”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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