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室主任，社科院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所長、黨委書記，中國社會經濟系統分析研究會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等職。
一談到“福利”，特別是“福利社會”，人們往往有種種疑慮：以為所謂“福利社會”，就一定是高福利，就容易吊高群眾的胃口，造成財政壓力，影響經濟增長。其實，講不清楚才容易引起誤解，不講更容易引起猜測，甚至造成混亂。只有敢講、講明，說清楚我們想建設的是什么樣的福利社會，具備什么條件才能建設這樣的福利社會，怎樣才能逐步建成中國的福利社會，它要求每個人承擔什么義務，做出什么貢獻，享受什么權利，講明白了，才能消除誤解。目標明確，大家團結一心，為之奮斗。這樣，建設中國特色福利社會，就會成為凝聚人心、催人奮進的發展動力，這在從溫飽到富裕的更高發展階段是非常必要的。
在概念釋義上，“福利社會”與“福利國家”有何區別
其實在西方，“福利國家”概念與“福利社會”概念在歷史上和內涵上都是有區別的。福利國家概念的形成早于福利社會概念，甚至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后者是作為前者的替代概念而提出的。“福利國家”是20世紀中葉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建立起來的一種福利制度體系，它強調由國家承擔完全責任來滿足社會成員的福利需求，即使在經費由社會成員繳納，由社會組織運作的情況下，政府也要全面承擔福利資源分配和服務提供的責任。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福利國家制度已經暴露出許多弊病，遭到了普遍的質疑。新自由主義反對由國家承擔社會福利主體責任，認為這必然損害經濟效率，主張在社會福利問題上應該充分發揮個人和市場的作用。然而，社會福利必要性的根據，恰恰在于面對人人難以回避的社會風險，個人能力總是有限的，市場作用總是有邊界的。但新自由主義福利理論并沒有回答在個人能力有限和“市場失靈”的情況下，由誰來替代政府承擔福利主體的責任，因而它在理論上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在實踐上引起了不良的效果。正是在對福利國家理論和新自由主義理論進行反思的基礎上，20世紀末出現了“福利社會”概念。安東尼·吉登斯在闡釋這一概念時更愿意使用“積極的福利社會”這一提法，本意是既不由政府完全承擔福利支出，也不過分地推給個人和市場，而是強調由政府和其他機構以及個人合作承擔福利責任。所謂“積極的”，不僅是指福利責任的合理分擔，更是指把盡量加大在人力資本上的投資作為“基本原則”，這樣的福利社會是“推行積極福利政策的社會”。
可見，盡管“福利社會”與“福利國家”有歷史聯系，但二者在概念上是替代關系。歸結起來說，“福利社會”與“福利國家”的區別在于：第一，不是國家包辦，而是充分發揮社會的自立、自主、自律作用，形成政府、社會組織、家庭和個人的合理均衡的責任結構；第二，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政府組織與社會組織、法律強制與道德約束，在守住底線基礎上追求平衡，不是追求福利最大化，也不是追求效率最大化，而是追求適度、協調與均衡；第三，采取積極的社會政策，優先發展教育，優先鼓勵就業，增強福利制度的自生能力，實現福利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均衡，促進福利體系內部與外部的協調與均衡。
至于把“福利社會”與“高福利”等同起來，更是一種誤解。因為，迄今為止，建設福利國家和福利社會的歐美國家都是發達國家，它們的福利水平確實比較高，這樣就讓人以為建設福利社會就是要搞高福利。其實，提出建設福利社會是主張政府與社會和個人合理分擔福利責任，恰恰是為了防止不切實際地抬高福利。誠然，隨著經濟的發展，福利水平當然要隨之提高。但所謂“高福利”，首先不是一個水平的概念，而是一個結構的概念——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如果這一比例是合理的，那么，福利水平高是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因而就是合理的；反之，超出經濟承受能力追求高福利水平，就是不合理的。在這里，是結構合理性決定水平適當性。
在政策制定上，“福利社會”是否就意味著提供“免費午餐”，形成“福利依賴”
在習慣上，確實往往把福利理解成“免費”、“白給”，但這只是在實行特殊福利(“小福利”)的時期容易形成的對“福利”的“印象”。現在進入普遍福利階段了，福利要面向所有國民，福利的內容也是多樣化的，所有的福利都免費，對所有人都免費，那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了，也不符合普遍福利的性質。福利總要有個來源，總要有人繳費，那誰來繳費？政府、財政本身并不產生福利。所以，福利提供方式必然多樣化，有免費、有減費、有繳費。比如社會保險，也屬于普遍福利的范疇，它是由企業、單位和個人共同繳費的。公共教育，有的部分免費，有的部分繳費；公共服務是國家投資的，屬于福利性質，但有的服務也需要繳費。總之，免費提供，只是特殊福利時代的福利提供方式。在普遍福利時代，是以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為原則，人人(有勞動能力者)創造福利，人人(包括無勞動能力者)享受福利。歸根結底，任何福利都是由勞動創造的。
至于是否形成“福利依賴”，那要看政策是否科學。如果政策不當，在特殊福利情況下也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福利依賴；如果政策得當，在普遍福利情況下也未必形成福利依賴?！案＠鐣迸c“福利依賴”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
在投入導向上，提出建設福利社會，會否引導過多財政資金投向民生，影響經濟增長
首先，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財政資金增加投向民生的比例是一個必然趨勢。在經濟水平很低的階段，為了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提出“先生產、后生活”是有必要的。經濟水平提高了，從溫飽階段向富裕階段邁進了，不僅民生需求會強勁增長，經濟發展動力也越來越轉向依靠消費，依靠民生需要的拉動。至于福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占GDP的比重以多大為好，確實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認為這一比例越高越好，或者越低越好，都不是科學的回答。要找到恰當的比例，就要研究與福利支出和經濟水平相關的各種關系，形成可以調節的有效機制。
除了福利支出與它的外在變量的關系之外，福利支出內在的變量關系、內在結構優化也是一個重要方面。這里的關鍵，首先是祛除福利支出是純粹的消費這一錯誤觀念。早在19世紀下半葉德國社會政策學派就論證了財政的民生投入具有生產性。為了增強民生投入的生產性，就要通過結構優化，將福利支出由消費轉變為投資。怎樣改變福利投入的結構，把福利消費轉變成發展性投資？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經驗，首先是投資于教育，還有就是投資于健康，用于積極促進就業，實行靈活的延遲退休政策，如此等等。總之，是確立“社會投資”的概念?！吧鐣顿Y”有什么特點？在投資與收益的關系上，投資于甲，不一定能從甲那里得到回報，但可以從乙丙丁那里得到擴散性的回報；投資于當下，未必從當下得到回報，但可能從未來得到延續性回報。在投資與收益的效果上，投資于貧困家庭，可能防止貧困的代際傳遞；投資于弱者，可能增強社會的公平意識。這是社會投資概念與經濟投資的重要區別——經濟投資是直接獲得經濟效益，然后溢出為社會效益；社會投資是直接獲得社會效益，然后轉換為經濟效益，這種經濟效益可能更具有持久性、擴展性。
在時機選擇上，現在提出建設福利社會，是否適時
我認為，現在提出建設福利社會是適時的，不然就會錯過時機。發達國家開始建設福利國家制度時，經濟水平并不算高，而且大都在城市化水平達到50%、人均收入接近或達到6000美元時加快了建設福利制度的步伐。它們并不是先發達了然后才搞福利，而是一邊發展社會福利，同時取得較快的經濟增長。它們的成功經驗恰恰是證明了經濟發達與福利增長之間具有同步性。
我國現在的城市化水平已經超過50%了，每年正以不低于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快速提高；2012年中國GDP總量8.3萬億美元，人均GDP達到6105美元。在實踐上，2007年以來，我們加快了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體系建設，而就在這段時間，我們不僅成功抵御了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還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自己的經驗也證明了發展社會福利和實現經濟增長之間并不是矛盾的。適時加快社會福利建設步伐，是符合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
當然，任何一個概念的提出，都可能有正效應，也可能有負效應。前面討論了提出“福利社會”會有什么疑慮，反過來看，不提“福利社會”會不會也有不好的效果？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我們國家不是福利社會提早了，而是提晚了。正因為提晚了，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廣大群眾購買力低，產能過剩，社會矛盾相對突出，產業升級乏力。當前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程中出現的很多困難，一定意義上說與福利社會建設搞晚了存在直接或間接的聯系。這一教訓提醒我們：就保障經濟發展來說，不明確提出福利社會建設目標，就不足以扭轉經濟與社會的失衡、不足以有效縮小貧富差距、不足以有效增強國內消費能力，實現對內和對外的經濟平衡；就加強社會管理來說，不明確提出福利社會建設目標，就無法明確社會管理的重點，就無法明確社會公平正義的意義，不利于積極主動地建設和諧社會；對廣大群眾來說，不明確提出福利社會建設目標，就不足以動員起新的奮斗熱情，凝聚新的共識；對廣大干部來說，不明確提出福利社會建設目標，就不足以轉變片面追求GDP的傾向的政績觀。而提出建設福利社會的目標，社會廣泛支持，窮人得到實惠，富人臉上有光，政策公平正義，國家就會獲得安寧的基礎。
總之，現在提出建設福利社會，非但沒有超越現實發展階段的要求，恰恰是為基本建成現代化的中國社會奠定必要的福利基礎。我們國家已經進入實現全面小康的關鍵階段，在這個新增長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能力的增強，來自優先發展教育、增強人民健康、發展社會服務的需要——這些正是“普遍福利”的內涵，因此，福利建設恰恰是新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是社會和諧、進步的主要保證。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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