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祥臨，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先后四次共三年多時間赴日本東京大學、政策研究院大學專題研究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問題。長期在中央黨校主講三農問題。
精準扶貧的概念是由習總書記提出來的。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到湘西調研扶貧工作。在調研考察期間，他提出扶貧工作要“科學規劃、因地制宜、抓住重點，提高精準性、有效性、持續性”。他首次提出精準扶貧這個概念。
具體來說，什么叫精準？對于精準，習總書記也作出了比較明確、具體的要求。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召開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在這次座談會上，總書記提出扶貧要做到“六個精準”，即“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
習總書記提出“六個精準”是有針對性的。過去，在扶貧開發的過程中，究竟哪些地區屬于貧困地區？尤其是哪些戶屬于貧困戶，屬于貧困人口？其實在這些問題上，有些地方搞得并不是很準確。所以，一些不貧困家庭獲得了貧困補助，而有些真正貧困的人口被摒棄在扶貧圈的外面。然后采取一些扶貧措施也是大而化之，并不能真正解決貧困戶的問題。還有資金使用不精準問題，造成浪費，甚至被貪污挪用等情況也都是有的。針對這些現象，總書記提出了“六個精準”。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精準扶貧的主旨是什么，或者說他為什么要提出來精準扶貧的方針政策？
概括地說，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是為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那就是共同富裕。從近期目標來看，到2020年，即建黨100周年的時候，我們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的主要出發點。所以，我們要全面理解總書記提出的精準扶貧，就要梳理一下從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問題上的戰略部署。
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初期為我國制定了“三步走”發展戰略。鄧小平1979年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談話的時候說，我國到本世紀末，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1978年，黨的十三大把小康社會這個發展目標具體化了，提出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具體內容是，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目標，1991年到二十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標，到二十一世紀中葉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過上比較富裕的生活。那么，到2000年，我們已經如期實現了“三步走”發展戰略中的第二步，按照鄧小平當時講的到2000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按照這樣一個標準，人均 GDP應該達到800美元，2000年我們人均GDP是854美元，也就是說超過了當時鄧小平提出的小康標準。那么怎么樣看待這樣一個小康標準呢？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做報告的時候，對于我們的小康做了一個評價。他說：“經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們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但是“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江澤民同志提出了一個新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在十六大報告中，他要求：根據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黨一百年和新中國成立一百年的發展目標，到2010年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然后到2020年要再翻一番，然后到二十一世紀中葉，也就是2050年前后，我們要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可以說，這是江澤民同志對下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一個政治交代。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接班治國主政以后，繼續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建設小康社會。那么，在這個建設小康社會的問題上，他還要繼續解決低水平、不全面、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2002年到2012年，關于低水平、不全面、發展不平衡問題解決得怎樣呢？在低水平這個問題上，胡錦濤這屆中央領導集體解決得是相當好的，在10年里，GDP年均增長率在9%以上，2010年時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4500美元以上了，也就是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中的較低水平。所以，十八大報告在談建成小康社會面臨的問題的時候，就沒有刻意提低水平問題。但是，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指出，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十八大后面臨的一個新的問題或者新的挑戰。
當然，我們說中西部的農村發展水平比較低，但和2000年相比，發展進步還是比較快的，從絕對量來看提高得還是比較多的。但是，貧困不貧困的問題，就像在前面我介紹世界貧困標準的時候說的，它是一個相對的標準。雖然大家水平都在提高，但是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如果貧富差距拉大，這對社會來說，是不穩定的。所以，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主政以后就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來加以解決。
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方面有一個基本的方法論——問題導向。習近平同志有多年基層工作的經驗，對基層的情況非常清楚，對于我國扶貧工作中存在的人口底數不清、情況不明、針對性不強、扶貧資金和項目指向不準等問題，了如指掌。所以，習近平同志主政以后，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目標，一定要解決貧困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對于扶貧問題或者精準扶貧問題有哪些深入的理論思考呢？貧困問題，從現象來說，是比較好發現的。你到貧困村、到貧困戶去走一走，看看他住的什么房子，看看他家里有什么擺設，看看他鍋里有什么飯，大體上可以了解他家里的貧困狀態。還有一些具體的指標，比如說人均收入、住房、穿衣、就醫、上學等方面，都可以了解貧困的狀況。
但貧困問題到底從理論上怎么看呢？習總書記對于這個問題有他深入的理論思考。習總書記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他強調，要抓緊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統籌城鄉關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別是要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給農村發展注入新的動力，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改革發展進程、共同享受改革發展成果。這段話體現了習總書記對于貧困問題尤其是農村貧困問題的深刻的理論思考。
這里面有幾個概念，一個是城鄉關系。這是共產黨長期以來高度關注的一個問題。所以，習總書記要求要用統籌兼顧的辦法來處理好城鄉關系。也就是說，不要光顧著城市，還要考慮到農村；不要光考慮工業、非農產業，還要考慮農業的發展。這就叫城鄉關系、工農關系。在這個方面，我們要用統籌的辦法取得重大突破。
習總書記還特別強調了城鄉二元結構問題。應該說，在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這兩代中央領導集體主政時都沒有明確提出這個問題。十六大以后，我們黨開始重視這個問題。習總書記對這個問題尤其重視，他要求我們要破解城鄉二元結構，要實現城鄉要素的平等交換，為了做到這一點，總書記要求我們要加大投入力度，要讓公共資源均衡配置。這是習總書記對于貧困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的一個思考。
習總書記在理論上把貧困問題也明確了，那么究竟怎么樣解決這個問題呢？習總書記提出來扶貧攻堅的戰略部署。簡單地可以概括為三句話。第一句話，發展是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第一要務。也就是說，我們解決貧困地區的脫貧致富問題，還要按照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一貫堅持的“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治國理政理念來解決。而且習總書記在發展這個問題上還強調，我們要找準路子，要構建好機制體制，扶貧要扶到點上、根上。第二句話，要構筑包括就業、教育、醫療、文化、住房等在內的安全網，守住民生底線。這句話主要是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要城鄉均等，尤其是貧困落后地區，要在文化、教育、衛生、住房等基本的生活條件和發展條件方面，構筑一個網絡把他們從貧困里帶出來。第三句話，扭住教育這個脫貧致富的根本之策，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總書記特別重視教育問題，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特別是對于一個家庭來說，貧困不貧困，其實主要還是看勞動力素質。勞動力素質用現代經濟學的語言來描述就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怎么能夠在一個孩子、一個年輕人身上積累起來呢？主要是教育，所以習總書記特別重視教育問題，應該說，這一點和我們廣大農民兄弟想到一塊去了。
所以說廣大農民兄弟應該說，絕大多數還是重視孩子的教育問題，當然有一些人他也不太重視，其實他也不是不重視，而是看到現在這個教育不能給孩子帶來更好的收入。
從長期來看，一定要解決人口素質問題，主要是讓貧困落后地區、貧困家庭的孩子能夠和富裕家庭和城鎮居民家庭的孩子受到同樣的教育，在就業的時點上，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的起點，而且對于整個中華民族的素質來說，這也是一個治本之策。
來源：《宣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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