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2015年6月起擔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金融40人論壇成員，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與國際金融。
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而有效處置僵尸企業，是控制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條件。
中國出現系統性風險上升的可能
近年系統性金融風險大幅提高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伴隨經濟增長持續減速，企業資產負債表明顯惡化、利潤率下降，企業出現財務困難的現象經常發生；二是結構轉型，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減速，并非簡單的周期性或者趨勢性變化，而是舊的產業已經失去了競爭力，新的產業需要培養和發展新。在這個新舊產業更替過程中，舊的企業要退出，不良資產會增加，金融風險會上升。
總結過去三十多年金融改革的歷程，我們發現在量的方面做得比較好、質的改變相對滯后。金融機構的數量和資產規模已經大幅增長，與此同時，市場機制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卻相對有限，金融抑制程度相對較高。
很多專家學者批評中國的貨幣發行量過大，M2/GDP之比達到200%以上，這個數字在國際上屬絕對高位。這個比例高，可能是因為我國的金融體系由銀行主導。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經濟形勢好的時候要加大貨幣供應；經濟情況不好時后同樣需要加大貨幣供應量穩經濟、穩金融。一方面流動性非常多，另一方面沒有足夠的投資渠道，所以很容易出問題。一年多前M1和M2的增速發生交錯，銀行存款出現了短期化。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也許是好事，有利于我們發展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但短期內大量的資本投向個別市場，金融風險也可能隨之上升。
中國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沒有爆發嚴重金融危機的主要新興市場大國。這主要是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持續的高增長。第二，政府兜底。我們可以看上世紀90年代末，當時銀行體系出現很大的問題，不良貸款比例高達30-40%。但銀行并沒有爆發危機，一方面，是政府對銀行的支持，所以沒有出現擠兌；另一方面，為了剝離不良資產而注資的數目很大，但是長期來看問題并不大。
但這樣的情形可能難以持續，第一，經濟增長速度已然降低；第二，政府不可能一直兜底。去年國際清算銀行提出一個風險性三角的概念，一是杠桿率直線上升，二是生產率下降，三是政府的政策空間收縮。我覺得從這三個變化來描述我國的宏觀經濟格局，也是十分恰當的。這也許是政府現在提出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原因。
處置僵尸企業刻不容緩
防范金融風險，需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強化市場紀律，二是改善金融監管。我們過去的做法實際是犧牲長期穩定追求短期穩定，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如果要改變，僵尸企業處置就可能成為一個繞不開的問題。
根據我們利用上市公司和統計局數據的研究，1998年后僵尸企業占工業企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但2008年以后又開始回升。我們的研究還發現，僵尸企業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集中在重工業、重資產的行業，大多是歷史悠久、規模較大的國有企業，且分布在金融抑制比較嚴重、政府對經濟干預較多的地區。
僵尸企業已經成為當前我國許多經濟、金融問題的風險源頭之一。比如，當前只有產業升級換代、發展新產業，才有可能支撐下一輪經濟增長，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從全國看，新舊產業轉換遲緩、創新、創業不活躍的地區，往往過剩產能多、僵尸企業集中的地方。舊的不去，新的難生。
去年的去杠桿政策進展有限。去杠桿的國際經驗告訴我們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路是危機爆發后被迫去杠桿，企業破產倒閉；另一條路則是局部爆破，對難以為繼的企業進行清盤破產。在中國，短期內追求把總體杠桿降下來存在難度。但是局部爆破是有可能的。從國家統計局規模以上企業數據來看，僵尸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是72%，正常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是51%，如果能夠出清一部分僵尸企業，完全有可能降低平均的企業資產負債率。不幸的是，過去幾年不但企業杠桿率持續上升，還出現了分化——國企杠桿率上升、民企杠桿率在下降。
這個問題跟我們一直抱怨的金融不支持實體經濟的矛盾也有關系。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不夠，其中有金融的問題，比如投機、泡沫、空轉太多。但不可否認的是，僵尸企業在實體經濟中的占比在升高，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自然就會下降。如果看邊際資本產出率，即每生產一單位GDP需要投入的資本量，2007年是3.5，2015年則變成5.9。也就是說，既使投入同樣的資本到經濟中，產出效率也在不斷下降。
這樣看來，僵尸企業確實已經變成很多經濟與金融困難的根源。如果僵尸企業不能及時出清，“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指導方針很可能會成為一句空話。
僵尸企業出清不容易，有很多原因，最難的是兩點，即人往哪里去、錢從什么地方來？和上世紀90年代相比，今天的僵尸企業表現出一些顯著的特點，企業規模較大，還是重資產。雖然從全國來看，僵尸企業在經濟的比重遠遠沒有90年代時那么高，但它們在地方經濟中卻舉足輕重。因此，目前出清僵尸企業的難度較大。
如何處置僵尸企業？
如何在僵尸企業處置方面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我提三條建議：
首先，有相當一部分僵尸企業，在產品、技術、管理或市場等一個或多個方面仍然具有較大潛力或者將強的競爭力，目前只是暫時碰到臨時的經營困難。對于這樣的企業，可以想一些辦法，比如通過管理層持股、兼并收購、混合所有制和債轉股等等，讓企業重新煥發活力，度過短期的難關，回歸可持續增長。但這些政策要有效果，必須遵從市場化的原則。比如債轉股，只有那些短期經營遭遇困難、但未來有好的投資回報的企業，投資者才愿意參與進來。如果只是把債轉股當做一種幫助企業脫困的行政措施，投資者就不會有參與的意愿，即便做成了，也很難有好的結果。
其次，對于持續虧損、不符合經濟結構調整方向的僵尸企業，應該予以破產清盤。對這些企業，簡單地讓好企業兼并收購的效果不一定好，尤其是如果用行政力量搞拉郎配。但因為大多數僵尸企業在地方經濟中舉足輕重，因此，因此如果破產清盤，就可能對地方的資產質量、經濟增長和就業市場造成明顯影響。這樣，地方政府可能既沒有意愿、也沒有能力去關閉這些企業。我建議中央政府要出手，可以考慮建立一個“僵尸企業處置基金”，來幫助地方政府解決這些企業的問題，原則還是“救人不救企業”，讓失去工作的勞動者得到安置，有生活保障。至于是否需要中央的基金幫助化解或者沖銷部分債務？可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最后，對于一些僵尸企業集中的“鐵銹”地區，地方政府應該積極作為，改造經濟。舉個簡單的例子，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有兩個“鐵銹城市”，一個是底特律，一個是匹茲堡——底特律生產汽車、匹茲堡生產鋼鐵——污染嚴重、產能過剩，經濟沒有活力。但是今天兩個城市完全不一樣了，底特律還是底特律，但是匹茲堡已經不再是匹茲堡。主要原因是九十年代，匹茲堡市政府推動產業更新，一個街區、一個街區地改造。今天，匹茲堡已經成為高科技、醫療、高等教育等高端服務的中心，是美國最宜居城市之一。美國的政府可以做到，相信中國的政府更有能力做到——前提是采用市場化方式操作。
來源：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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