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峰，北京大學城市與環(huán)境學院教授。研究方向：歷史人文地理，歷史城市地理、古代地理學思想史。
談到中國的近代城市，上海是一個典型，相較而言，同時期的北京似乎并不那么典型。“近代上海”與“民國北京”之間有何差別？沉淀了許多傳統(tǒng)與歷史的民國“老北京”如何找尋其近代性？近日，記者采訪了北京大學城市與環(huán)境學院唐曉峰教授，請他談談近代北京城是如何脫離傳統(tǒng)的。
說到中國的近代城市，更慣常的說法是“近代上海”、“民國北京”。“近代北京”似乎是使用頻率不那么高的概念，這是什么原因？
唐曉峰：在中國，什么叫近代城市？最典型的是上海。關(guān)于上海的近代史，學界的研究很多。這給人們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大量西方元素、現(xiàn)代經(jīng)濟元素進入城市，主導城市的發(fā)展，就是典型的中國近代城市。從這個角度看，在近代北京城看不到很多這類東西，所以它不是一個典型的近代城市。不過，北京在近代史上的存在感是非常強的。北京的近代性和上海不同，你可以把它劃為另一類的近代城市，但是不能把它從中國近代史上拿走。
近代上海是脫離了傳統(tǒng)的“新上海”，而民國北京城常常冠之以“老北京”這樣的稱謂。怎么看“老北京”的“近代性”？
唐曉峰：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么？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一般講北京，我們往往會邁過它的近代性而直接講它的傳統(tǒng)性。但是這個傳統(tǒng)性是真正的傳統(tǒng)性還是摻雜了傳統(tǒng)的近代性？按董玥的說法，現(xiàn)在一些所謂“傳統(tǒng)”的東西，實際上是在近代北京才出現(xiàn)的。
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么？其新的價值和功能是什么？這是研究民國北京城一個具有核心性的問題。既然民國北京城不是典型的近代城市，缺乏近代城市那些“新”東西，那么，難道它還是以前的那個王朝時代的北京城嗎？顯然不是。那么，北京城在哪些地方、又是如何脫離傳統(tǒng)的呢？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若干部很好的研究近代北京的著作，從宏觀層面進行討論，為了更深入地討論這個問題，還需要用專題論文的形式，通過個案分析，做更詳細的探索。
近代北京最顯著的一個變化是清政府的滅亡，權(quán)力階層的置換。
唐曉峰：對。清朝倒臺后，掌權(quán)的換了一批新人。原本作為貴族的旗人，高高在上的特殊身份沒有了。民國時期，這一人群是怎么流動的？他們不是往上層走，而主要是往下層走。因此，民國北京城里的基層人群不一樣了。原來的旗人，甚至是一些旗人貴族向基層下移，于是，民國北京的基層文化就不再是純粹的草根文化。那些下移的旗人，外表變得草根，但內(nèi)心還是很高傲的。滿人的向下流動，是近代北京的特殊性，也是民國北京城的一個顯著變化。
現(xiàn)在有人說北京是“爺文化”，走到哪兒，管誰都稱“爺”。這原來是貴族的東西，后來影響到基層。隨著旗人的下移，那就更分不清誰是真爺誰是假爺了。另外，“文玩兒”本來也是有錢有閑的貴族文化的東西，后來影響到基層，人人手里都轉(zhuǎn)核桃。最近《讀書》上有作者討論北京的“非遺”，指出一種風氣，講“非遺”，一追溯其歷史，就總是往宮里、往皇家貴族那兒去攀援。其實這不都是吹牛，確實有這種情況，原來可能是宮里的東西，例如摜跤，后來淪落到基層。這是貴族文化進入基層的一種影響。
其實，不止是權(quán)力階層，清朝滅亡之后，北京的各個階層都在重新洗牌。基層有變化，中層也有變化。觀察近代北京，不僅僅是城市空間結(jié)構(gòu)、建筑外形有變化，里面的人也有變化。
滿清貴族下移之后，新的上層群體是一個怎樣的存在？近代史上，北京的新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有力量的群體，他們是如何興起的？
唐曉峰：近代北京的上層自然與明清時期完全不一樣了。從傳統(tǒng)到近代，北京城有兩個群體的生活方式中斷了，一個是上層的皇朝政治群體，一個是中層的士大夫群體。民國前期取代前者的是北洋軍閥，取代后者的是新型知識分子。
北洋時期，上層政治集團很混雜，北洋軍閥里有王朝舊官，有草莽英雄，也有留洋人士。這個混合體沒有成型的文化，權(quán)力集團的規(guī)模也比清朝的旗人貴族小多了。這些軍閥所看重的利益是在整個國家層面上，作為城市的北京怎么發(fā)展對他們來說沒那么重要，所以這些軍閥不像原來的皇室，對北京城進行嚴密的控制。民國的新權(quán)貴在京師社會中，根基很淺。
傳統(tǒng)時代的北京文化所依托的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群體——士人，在城市區(qū)域上，大多居住在宣武門外，形成所謂“宣南文化”。宣武門外集中了一大片會館區(qū)和士人居住區(qū)，聚集了文化水平很高的漢族士大夫，現(xiàn)在還保留著很多名人故居，那里曾經(jīng)住過赫赫有名的學者以及朝廷重臣。這一空間特征是旗民分治造成的。宣南文化是清朝北京一個引人注目的組成部分。但是，到民國北京的時候，分治的情況沒有了，“宣南”文人群體消失了。沒錯，“宣南文化”的確不復存在，但另一個文人群體取而代之，仍然是北京文化的重要載體，他們的居住地已不在宣南，但影響力同樣巨大。在這一點上，北京還是北京。
近代以后，北京出現(xiàn)了許多現(xiàn)代意義的高等院校，匯聚起一個巨大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這些人的外省籍身份容易使人忽略了他們與北京文化的聯(lián)系。我的看法是，他們的行為方式，是屬于北京的社會文化產(chǎn)品，體現(xiàn)了正宗的北京文化特點。當年的宣南士人，許多人也是外省人士，但只有在北京才醞釀出精彩的成果，才產(chǎn)生舉足輕重的文化影響。近代北京，新型知識分子群體出現(xiàn)，他們主導了新文化運動，其意義盡人皆知。知識群體在北京的特殊性，正是這座城市特殊性的一個表現(xiàn)。
近代北京經(jīng)歷過一場場社會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三一八”慘案、“一二·九”學生運動等等，運動的參與者變來變?nèi)ィ\動的性質(zhì)也隨時改變。需要提醒的是，我們講運動、講革命，不能把北京城擱在一邊，而應該把運動、革命與北京城這塊“地方”結(jié)合在一起。近代中國風起云涌，北京算是開風氣者，這座城市給人一種沖動、一種行動的條件和價值，這都反映了它的近代特性。
北京人好談政治，出租司機給你講政治局，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這里是北京。
告別傳統(tǒng)時代，近代北京城市空間發(fā)生了頗多變化。相對于士大夫集聚的宣南地區(qū)，新興知識分子群體有什么空間特征嗎？
唐曉峰：最主要的肯定是一批現(xiàn)代學校，比如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那里聚集了一大批學生和教授。這種聚集形式是原來的宣南無法比的。北大的核心區(qū)在景山的東側(cè)，原址曾是和嘉公主府，今天最出名的建筑是沙灘紅樓。教授居住的一個大院落在不遠的中老胡同，它相當于燕京大學的燕南園，不少名教授都住在那里。隨著北京大學的建立及校園的逐步擴建，這里出現(xiàn)了新型的文教區(qū)。在這個區(qū)，連要飯的都是滿口“行行好，當校長；行行好，去留洋”。
在近代北京城里，現(xiàn)代學校大量出現(xiàn)。我們搞地理的比較關(guān)注校園的問題。現(xiàn)代學校的學生不是簡單地縮在屋子里背書，他們需要有一個較大的活動空間，也就是現(xiàn)代意義的“校園”。校園是一個師生共聚的場所，它所帶來的知識群體聚集方式前所未有。現(xiàn)代學校還要有眾多校舍建筑，其中還有一樣重要東西，就是操場。京師大學堂有操場，1905年舉行過運動會，還放過電影。我們都知道，經(jīng)過明清兩代，北京內(nèi)城的建筑已經(jīng)飽和了，但現(xiàn)代學校硬是要開辟操場，顯然，這個改造不會那么容易。當年京師大學堂的操場現(xiàn)在還在，就在紅樓的北面。除了大學，現(xiàn)代中小學也要有操場。北京四中的操場很有名，當年還特別修了操場大門，曬到馬路邊。因為那座操場大門樣子像崗樓，崔嵬在拍《青春之歌》電影時，來此取景，充當北平警局的大門。
眾多新型校園空間的文化變革意義值得關(guān)注，這在城市空間性上是一件大事情。除了操場，還有禮堂，這也是新型活動空間，也是前所未有。廣場與禮堂的空間意義，值得討論，“五四”運動的醞釀與它們都有關(guān)系。操場、禮堂的體育活動、集會活動，會培育群體意識與群體行為，這些都是現(xiàn)代公民意識的重要成分。
北京城近代歷史的書寫到現(xiàn)在仍然存在一些空白區(qū)。一些事物因為缺乏書寫，導致它們在大家心目中沒有什么存在感。天橋為什么這么有名？因為寫天橋的人太多了。關(guān)于新型大學、中學、小學校園在北京城的出現(xiàn)，人們只是抽象地知道，卻沒有實在感。問問北京大學的同學，老北大在哪里，除了紅樓還有別的建筑遺址嗎？他們未必說得清楚。
早期北大（京師大學堂）校園的核心在景山東邊，校園的擴展一方面是蠶食周邊地區(qū)，另一方面在其他地方收購地盤。所以有的校區(qū)離核心校區(qū)很遠，比如京師大學堂的醫(yī)學實業(yè)館就遠在宣武門外，后來改為北京醫(yī)學專門學校，也就是北大醫(yī)學院的前身，錢壯飛就畢業(yè)于那里。在郊外的情形不同，平地起高樓，一個燕京大學，一個清華大學，人們對此印象深刻，往往就忽略了城里面北大的故事。
學者對民國北京在城市改造上進行了不少探索，您也專門研究過新華街的改造，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唐曉峰：首先我要講一點，對城市史的研究，特別是城市空間形態(tài)、結(jié)構(gòu)的研究，近代城市和古代城市有個顯著的差別。研究古代城市，習慣于研究一個成型的、終結(jié)的城市版本，比如古代的長安城、洛陽城，還有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古代城市，我們大體可以認為它是一個完成的版本（其實也不完全是）。但是，民國的城市改造、城市建設(shè)完成了么？由于政局、社會的不穩(wěn)定，近代民國城市可以視為一類未完成的東西。那么，研究一個未完成的城市，應該怎么做？
關(guān)注它的過程。
唐曉峰：對，研究過程。這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成功的，一個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探索也屬于民國北京城的發(fā)展史。歷史不是一個簡單直線進化的歷程，中國的近代城市以及整個中國近代史都是充滿了探索、失敗、再探索的過程。所以，一定要研究過程中的復雜性。
新華街的改造就是一個不成功的案例。
唐曉峰：新華街剛開始規(guī)劃的時候想法很好，很有光彩，但最終被冷落，不過還是有歷史意義的。陳獨秀在譏諷北京城的“特色”時就說：“一條狠好的新華街的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應該是很好的，可惜沒修完。那個攔住新華街的“城根”八、九年后被挖開，改建了和平門。新華街算是通了，但因為首都南遷，新華街的價值大打折扣，沒有實現(xiàn)原來的設(shè)想，并沒有推進一個街區(qū)的繁榮。
北京城原有的街道系統(tǒng)大街小巷齊全，基礎(chǔ)不錯，林徽因曾經(jīng)夸贊過。不過在王朝時代，其空間性對街道的效率有很大的限制，民國期間開始打破這些限制，開辟整修了一些新街道。我覺得近代北京城有兩條街改造的意義比較大，也是持續(xù)發(fā)展，終成正果。一條是長安街，一條是文津街（包括西安門大街到沙灘、漢花園這一線）。改造這兩條街是為了解決北京城的交通問題，但其意義不止在交通的改善上，其政治文化屬性顯然高于一般的大街。
作為皇都的北京，皇朝建筑壓迫百姓空間，造成城市空間的區(qū)隔性，到處都是屏障。為了追求皇帝的尊嚴與安全，統(tǒng)治者用攔、截的辦法進一步加強對城市的控制。但是到了近代，城市追求空間的連通性、流動性。所以，從民國開始對北京的很多大街進行改造，移走障礙，甚至很早就規(guī)劃了有軌電車。這是近代北京脫離傳統(tǒng)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要解決暢通問題，城內(nèi)最大的障礙是皇城，民國時候就將皇城城墻大部拆除，長安街、文津街就是這時候開始逐步打通的兩條東西向的街道。長安街大家都知道。文津街一線，在景山前面，紫禁城后面，這條街往東是京師大學堂，往西是北京圖書館，北大紅樓也在這條街的東面。因為修了北京圖書館，把承德文津閣的四庫全書搬到了北京圖書館，所以圖書館前面的街道就叫文津街。
長安街、文津街是東西向的街道，新華街是南北向的街道。民國初期，北京新開辟的重要通道，這三條最有特色。新華街，你聽這名字就具有革新性，這是民國北京城追求現(xiàn)代新社會的一個實踐。
與南北新華街同時期的另一個探索，是南邊香廠地區(qū)的規(guī)劃建設(shè)。有一件事情人們老講，“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寫了《北京市民宣言》，親自出去散發(fā)傳單，陳獨秀撒傳單后就被捕了。撒傳單的事情在黨史上是一定會講的。但是撒傳單的地點在哪兒，很多人并不注意。地點就在香廠新世界大樓的屋頂。陳獨秀為什么選在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在北京城中有何特殊性？香廠地區(qū)是民國初期精心規(guī)劃建設(shè)的一個“模范”區(qū)，里面建設(shè)了幾座重要的新式建筑。這個新世界乃是模仿上海的新世界，都是現(xiàn)代化大樓，是都市娛樂場所。當時香廠地區(qū)在北京很有影響力，是群眾聚集的地方，而且這個地方聚集的群眾主要是新興消費群體。
香廠和天橋地緣很近，董玥把它 們放在一起來講，但我覺得這兩者是有很大差別的，天橋是回收傳統(tǒng)的地方，而香廠是一個創(chuàng)新的地方。香廠有咖啡廳，有很多外國的舞蹈家、魔術(shù)家表演，這跟近代上海有一點相似。天橋聚集的是舊爺們，香廠聚集的是摩登小資，當然北京的摩登小資遠不如上海多。
北伐以后，國都遷到南京，掌握權(quán)力的群體走了，很大一個消費群體消失了。天橋的爺們還在，但香廠的摩登小資大為減少，這個地方隨之衰落了。
除了新式娛樂，香廠的創(chuàng)新性還體現(xiàn)在哪里？
唐曉峰：這主要體現(xiàn)在公共空間的文明意識上。公共空間的文明意識和秩序到現(xiàn)在也是中國人的一個大問題。舊時中國人十分缺乏在公共空間的規(guī)矩，民國北京城搞市政建設(shè)，大量擴展公共空間，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公共空間里的秩序。
董玥的書中有一段講舊大街，大街上混亂不堪，撒尿的、倒垃圾的，還有要飯的，隨便找個地方一躺，誰也管不著。在大街上，人們沒有任何責任感。傳統(tǒng)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院子里面干干凈凈，外面的街道上則亂七八糟。中國人的責任世界、價值世界都在墻里面。一個胡同里住的有窮人、有富人，窮富的分隔不是靠街區(qū)，而是靠院墻。這是院墻文化的特點。
民國時推廣新式生活，其中一條就是建立公共空間的秩序，號召人們管一管大街。當時有幅照片，在某個城市的大街上，一大群紳士，長袍馬褂，一人拿著一把掃帚，前面是一個垃圾車。他們擺出表率的模樣，干嘛，掃大街。這在當時算新氣象。不過，在中國大街上建立秩序，談何容易。
院墻文化，給中國人明確地分出兩個世界。院里是自己的，倍加愛護。院外面，管他呢！劉寶瑞的相聲《解學士》有一個情節(jié)，宰相家人把院里竹子砍了，解墻頭就扔出去了。大街上可以倒垃圾，人在大街上毫無規(guī)矩。中國人出國旅游，在公共場所的表現(xiàn)最差勁兒。香廠地區(qū)的建設(shè)，是要開辟一個“模范區(qū)”，要樹立公共場所的規(guī)矩。北京第一個街上的警察亭子就出現(xiàn)在香廠，設(shè)在路中心，維持秩序，監(jiān)督衛(wèi)生。
北伐之后，遷都南京。不再是國都的北京城，有哪些變化？
唐曉峰：政治上優(yōu)越感沒有了，隨之產(chǎn)生的是一種失落感。在經(jīng)濟方面，陸路交通時代北京有經(jīng)濟優(yōu)勢，而到了近代，華北地區(qū)有經(jīng)濟優(yōu)勢的是天津。遷都南京之后，北京不再是首都，改名北平，剩了一堆古跡和大學知識分子。北平如何發(fā)展，只能在這兩個方面動腦筋。有大批的學生、教授、文化人，可以搞文化中心；有大量的古跡，那可以發(fā)展旅游。在北平時代就提出了“旅游城市”的概念。
作為文教中心，不僅僅是發(fā)展文化教育事業(yè)，還有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北京的文化群體有純學術(shù)的一面，但是文化群體的左派革命性在北京城一直沒有喪失。
北京的近代工商業(yè)不行，不能和上海、天津相比，在那個時代，北京主要是一個消費城市。在北平時代，商業(yè)區(qū)取代了政治區(qū)，消費群體決定城市文化。譚其驤先生有篇回憶文章，講的就是1930年代北平的生活。那個時候知識分子生活得很舒適，市場上消費是供大于求，是個買方市場，在新開的公園可以坐到半夜。
那個時代北京的消費就是消遣，講究吃，講究聽戲，講究文玩。說北京講究吃，有人會不服氣，但北京講究吃的一個表現(xiàn)是食客文化，是食客和店主之間的特殊關(guān)系，老字號的館子都有自己的老食客。飯館里也有一種文化虛榮，菜上來不光是吃，還要鑒賞、品評，聊美食是飯桌上的一大景觀。北京有些特別能說的美食家，聽他說比吃更重要。
近代北京與上海差別很大，是否能跟近代天津做個比較？
唐曉峰：京津兩個城市有類似的地方。近代在京城失落的官僚、文人，有些就去了天津；還有人是看到了天津的發(fā)達，也去那里置辦了產(chǎn)業(yè)。從北京過去的舊官僚、文人，以及西方進來的洋人，是近代天津的兩個新的群體，但這兩個群體對天津下層社會的影響都很小。天津沒有沾染上北京的傲氣、外國人的洋氣，它的藝術(shù)形式接的是下層的地氣。洋人在天津也有租界，有大樓，但天津社會文化也沒能發(fā)展成上海的樣子。當這兩股力量消失之后，天津還是它原來的樣子。為什么會是這樣，可能與這兩股力量在天津的歷史都很短以及天津本身的文化特質(zhì)有關(guān)系。
講近代工商業(yè)，北京不如天津。北京原來靠的是京師地位和內(nèi)陸交通優(yōu)勢（太行山東麓大道），當首都南遷、海洋時代開啟之后，北京的這兩個優(yōu)勢就沒了。所以袁良（1933年至1935年任北平市長）時期的北平只能靠文教和旅游。現(xiàn)在北京重又成為首都，況且又到了知識經(jīng)濟時代，北京的優(yōu)勢又回來了。
來源：網(wǎng)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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