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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長江：政治領域更需要“供給側改革”

作者：王長江

王長江，中共中央黨校黨的建教研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世界各類政黨運行機制的比較和中國共產黨建設問題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把政黨比較拓展到黨的建設領域，并在該領域主持開創了世界政黨比較學科。發表有《世界政黨比較研究》、《現代政黨執政規律研究》等多部專著。1997年被評為全國優秀留學回國人員，2002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2006年當選“中華十大教育英才”。

在十九大為人們提供的諸多新概念中，關于新時代主要矛盾的提法，無疑最引人注目。文件的正式說法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里的“我國社會”是一個宏觀范疇，自然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方面面。對此，文件也說得很明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

對民主和法治的需求，也和其他方面的“更高要求”一樣“日益增長”，這個判斷符合常識。我是不太相信那樣的鬼話，好像中國人天生就不喜歡民主。我更不相信，人民只是吃飽了喝足了，就再沒有別的需求，就會當主人而麻木不仁，就會對自己交出去的權力由誰來行使無所謂，就會對權力用得是好還是壞、是科學還是不科學不在乎。這類迷魂湯，掩蓋不了越來越多的人渴望民主的事實。

中國文化傳統中缺少民主，這一點沒必要否認。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正兒八經地給市場經濟一塊立足之地，因而相應的民主、自由、平等等等訴求，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很弱，很衰。不過，這非但不是不要民主的理由，反而說明，今天的民主需要大力發展，因為我們已然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然認可要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經濟不但要搞，而且要搞好；不但要搞好，還要別人承認，誰不承認我們就跟誰急。既然如此，民主也就不能不搞了。那些幻想中國可以發展市場經濟而同時最好別搞民主的人，只能說缺乏起碼的認知，或者說有認知障礙。

一方面，民主潮流不可阻擋，另一方面，我們的民主現實怎樣？這幾年，對經濟領域實行“供給側結構改革”，人們很認同。但我要說，和經濟領域相比，恐怕政治領域更有一個“供給側改革”的問題。因為，政治領域“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比其他領域更加清晰可辨，如假包換。與人們對民主的需要相比，我們的民主供給明顯是不足的，民主的發展確實是不平衡不充分的。

民主供給的不平衡體現為三。一是政治和經濟不平衡。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突飛猛進，民主發展則反反復復，步履維艱，多有曲折。造成的結果是，大眾的民主訴求往往難以在體制內找到通道，于是便溢出體制之外，變成了不穩定事件和不穩定因素。這里面，雖然不能排除有故意搗亂者，但老拿“敵對勢力”說事，就不免有“鴕鳥政策”之嫌了。二是權利和義務不平衡。對一個公民來說，納稅是義務，服從公權力是義務。對此，我們是一直強調的。然而，與之相對應的監督公權力的權利，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知道自己的錢被花到哪里去了的權利，卻往往是殘缺不全的、被忽視的。三是掌權者和授權者不平衡。人民是主人，是授權者，掌權者是受委托者。但在相當多情況下，授權只是被掏空了實質內容的儀式，授權者并不能決定把權授給誰、授多少，而掌權者對此也心知肚明，于是有恃無恐，于是公權私用，于是權力任性。

民主供給的不充分則突出體現為二。第一，以環節分論之，民主的每個環節都不甚充分。民主不是一個做法，而是一套制度體系。多數人要把權力交給少數人，權力才能運行，采用的方法是選舉，人稱選舉民主；人們交出去的只是一部分權力，有些權力還要保留下來，隨時因事而參與，人稱參與民主；掌權的人雖然得到了授權，但也不能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還需接受審視，人稱民主監督；在民主發展比較好的國家，參與的人們還想和掌權者平起平坐，同等表達，協商處事，于是又發明出了協商民主。這些環節，個個都不能停留在嘴上，個個都要以制度、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所有這些環節的完善，我們都“在路上”，都和理想狀態有相當的距離。

第二，以整體論之，民主各環節之間的配套也不充分。在有些環節，我們推進的力度很大，效果也不錯，譬如讓更多的人來參與重大問題的討論和決策；有些環節，花了一些力氣進行改革，但成效不大，甚至連這點不大的成效后來也退了回去；有些環節則幾乎沒有什么進展。究其原因，最大的可能無非是，這些權力本來掌握在一些人或部門手里，現在要拿出來還給社會，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就不愿意了。然而問題在于，民主的各個環節之間實際上是相互聯系而又無法代替的。授權完成后，人們還希望對權力運行有評議權；監督到一定程度，人們就希望在決策環節有發言權；參與決策到一定程度，人們就希望對決策者有選擇權——此乃“日益增長”的“更高要求”是也。若是人們覺得自己的意見總是被決策者推來擋去、卻又對決策者無可奈何，參與和監督也就邊際效用遞減，逐漸成為無用的花瓶。

供給不足，就要改革，加大和改善供給。因此，和經濟領域推進供給側改革一樣，政治領域也要進行民主、法治的“供給側改革”。不同的只是，經濟領域的改革靠政策的調整，靠運行體制和機制的系統化、精心化，而政治領域的改革，首先需要的是自我革命和壯士斷腕的勇氣，從而更需強調，更需加大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