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國，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原院長。長期從事外經貿管理及政策研究工作，具有豐富的實踐工作經驗和較高的政策理論水平。1993年至2001年期間曾多次參與中國入世談判工作和APEC工作。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負責牽頭組織研究國家經貿委所分管的14個產業部門的應對措施，并取得了積極的效果。多年來，在國內主要經濟刊物上發表過諸多文章，并著有《中國外貿和國家競爭力》等專著。
自2016年以來，關于全球化的爭論十分激烈。一種觀點認為，隨著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勢頭明顯受阻，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一股強烈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勢頭，致使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入到低谷階段。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盡管當前出現了一種反全球化的浪潮，但其表現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的一些政客人物和社會底層部分勞動者之中，而社會精英和中等收入以上人群對全球化還是認可的，特別是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商業群體還是堅定地支持經濟全球化發展方向的。
在此我們需要先分析一下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幾大支柱。經濟全球化在二次大戰后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三大因素構成了其發展的重要支柱：一是二戰后形成的有效的全球經濟治理結構；二是跨國公司的發展與擴張；三是科技進步的普及和應用。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全球治理的發展演變過程。戰后由美國為首創建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對推動世界經濟復蘇及全球市場的開放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關貿總協定在組判，主要發達國家的關稅水平下降達50%以上，貿易壁壘大幅取消，全球貿易投資進入大發展階段。
在八輪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前五輪主要解決的是降低關稅問題，后三輪才引進了反傾銷、知識產權以及服務業開放問題，關貿總協定的八輪談判在促進全球貿易發展上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中后三輪的談判已經遇到了新的挑戰和矛盾，所以烏拉圭回合談判經歷了8年才結束，而多哈回合至今已經歷了17年仍未結束。其原因主要是美國對它不支持，才造成了今天的困境。加之各地自貿區的發展也大大地削弱了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所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這一大支柱現在變得非常弱，難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全球化的第二大支柱就是跨國公司。二戰后跨國公司的發展，美國一直處于主導地位，截至1975年，全球500強里面美國占了240家，而2016年美國已退居到了132家。近幾年中國跨國公司迅速發展，2016年已上升到113家，除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外，大陸占到109家。
坦率地講，早期的跨國公司基本上靠全球布局、通過全球優化配置資源獲取了高額的利潤，在全球貿易投資中他們占了70%以上，早期跨國公司將其大部分利潤用于再投資或科技研發投入，不斷創造出新產品投入市場并獲取高額利潤。但是上世紀90年代后，跨國公司在創新投入上有所削弱，而且把大量的資金轉向了金融業，參與到資本市場的運作中獲取利潤，結果導致跨國公司由于創新不足，從而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并導致全球的勞動生產率上升有限，嚴重影響了全球經濟的長期繁榮發展。
全球化的第三大支柱就是科技進步。科技進步導致航海、航空以及網絡的發展，為全球化發展提供了便利與可能，世界在變小，交通聯系更便捷了，有力地促進了跨國貿易和投資的發展。現在看來，這三大支柱里面有兩大支柱已經出了問題，需要修補和完善，如果對全球治理和跨國公司發展不修補、不完善，應該說全球化很難繼續向前推進，無疑將陷入一個矛盾發展期。同時，全球化發展還遺留了兩大問題，也應引起我們高度關注。
首先是收入分配不均問題，因為跨國公司過度追求超額利潤，其發展中甩下了許多社會矛盾，如失業以及產業結構調整遺留問題等，由于歐美政府沒有及時平衡解決，久而久之引發了新的矛盾。歐美發達國家雖然稅收很高，福利很高，但是它在平衡這種底層收入方面以及在解決就業方面很被動，此外由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太快，沒有作出更好的安排，特別是在稅收、扶貧方面，由于長期欠賬，導致差距拉大，基數持續增大。其次是國際協調滯后，國際上幾大組織，后來表現都有點變味了，沒有認真地履職，沒有完成它的職責，這正是我們要研究的問題。
全球化的發展一直伴隨著矛盾與爭論，其主要矛盾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個矛盾，即從全球化起步那天起就充滿了矛盾，在時間段的劃分上，實踐中是一直有爭議的。不少學者認為1492年發現美洲新大陸就已經是全球化的1.0版本了，二戰后全球治理的框架安排應為2.0版本，上世紀80年代后新的信息技術的推動就是3.0版本。
對此大家是有爭議的，我個人傾向于80年代后是全球化的快速發展過程，因為在這段時間內不僅貿易投資高速發展，而且各個國家的人員往來和文化融合進一步加快，這是一個實踐方面的矛盾，關鍵是階段劃分問題。
第二個矛盾是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矛盾。因為全球化的快速發展，有一個主權讓渡的問題，實際上這在歐盟反映是最明顯的，經濟的融合發展需要有統一的規則要求，而對跨國統一規則的認可和執行則意味著對國家主權的某種讓渡，盡管多數國家不愿承認這一點，但其實際是存在的，需要我們在理論上進一步明確。
第三個矛盾是區域合作問題。當前全球化和FTA都在快速發展，實際上這兩者是有矛盾的，區域貿易協定應該是局部的，WTO是允許搞FTA的，但是FTA必須要遵照WTO的基本要求，即要堅持無歧視的原則，甚至要備案，要通報。
然而美國搞TPP就不向WTO通報，以及美國現在搞的NAFTA在某種意義上與WTO有些規則也不完全一致，所以這就產生了一個新的矛盾。我們的觀點是FTA要總體上遵照WTO的規則，最終可能是一個曲線救國的問題了，各地先搞FTA，最后再回歸到WTO，當然也有人認為要先加強WTO，加強統籌各地的FTA，這是兩條路線的問題。現在看來又有點往回轉，因為前一段時間FTA走得很快，大家感覺似乎FTA要統領新規則了，WTO退居二線了。現在由于美國退出了TPP，以及美國重談NAFTA，這樣就有可能逐步再重新回歸WTO，如果美國轉向支持WTO多邊體制，那么WTO還可能發揮作用。
第四個矛盾是全球化和一體化的矛盾。全球化指的是人、財、物的自由流動，而一體化指的是統一財政、統一貨幣、統一立法甚至統一國防的要求，從現階段看一體化的操作矛盾是比較大的，相反，經濟全球化則是更多國家可接受的發展模式。
第五個矛盾是全球化的福利分配問題。全球化的落腳點還是一個福利問題——福利效應到底怎么處理，是兼顧底層，還是兼顧企業或是兼顧政府。因為在經濟發展中關鍵要平衡好財富的分配問題，經濟學本身最終要解決的也是福利問題。
在復雜的矛盾面前，全球化到底如何發展，出路何在？我們認為有多種出路。
一是要推動構建新一輪的貿易投資規則，通過構建新的規則來平衡它發展當中的一些弊端，這是很難的。因為G20討論通過了投資指導原則，但是現在仍難以落實，貿易的改革現在也面臨比較大的矛盾，多哈回合談判到現在也推不動，各主要國家只有相互配合，本著包容發展的理念，盡快推動完成貿易投資新規則，才能實現貿易投資的繁榮發展，為全球化發展提供良好環境。
二是要探索貿易投資的新模式，當前中國在全球正在倡導構建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偉大理念，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都是在探索一種新的合作模式，這一理念至關重要，如果能有一個好的大家都能接受的貿易投資的新模式，可能對進一步穩定全球貿易投資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所以“一帶一路”恰恰起到了標志性的作用。
三是如何推動全球治理結構的優化，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要指望一蹴而就，或者是由中國引領或主導，現在看其難度還是非常大的。十九大再次重申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意味著中國將繼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看，他們希望中國站在前面扛這個旗，但是我們應清醒地看到，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擴大，中國將不可避免地面臨歐美大國的挑戰，如何周旋、應對是我們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我們必須學會同歐美周旋，并在周旋中不斷發展自己，以新型的國際關系理念處理好同發達國家的關系，中國在較長的時間內將徘徊在這兩者之間，需要我們認真對待。
最后講一講中國的策略。當前國際局勢正處于大變革、大動蕩、大調整的關鍵時期，歐美發達國家經濟出現了新的復蘇苗頭，隨著歐美經濟的好轉，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矛盾將進一步凸顯，中國將面臨更大的外部挑戰及擴大開放的壓力，中國應客觀地把握形勢判斷形勢，保持戰略定力，繼續堅持擴大開放，保持國內經濟增長的活力，構建良好的營商環境，擴大招商引資，保持國內經濟的穩定增長，積極穩妥地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鼓勵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加快培養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新優勢。在美國退出國際機構、反對國際多邊體制之際，實際上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次參與全球治理的機遇。
我們應認真把握好這一機遇，在國際上堅定支持多邊體制，對內繼續堅定地走高水平開放的道路，加快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開放，同時還要進一步加快高水平的自貿區談判，這些都是非常主動的舉措且很關鍵。還要把“一帶一路”認真做好，作出一個國際經濟貿易投資方面標志性的范式。總之，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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