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中國知名金融家、銀行家，中國國際期貨公司副董事長。曾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執(zhí)行董事、SWIFT（環(huán)球同業(yè)銀行金融電訊協會）中國大陸首位董事，樂視控股高級副總裁、樂視金融CEO，福建省海峽區(qū)塊鏈研究院院長。著有《金融危機全景透視》、《應以更高更寬的視野看待美國次貸危機》等。
6月24日晚間，央行發(fā)布公告稱對國有行、股份行、郵儲、城商行、非縣域農商行、外資銀行等定向降準50bp。其中，針對國有行與股份行降準釋放5000億元，用于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項目;針對其他銀行降準釋放2000億元，用于促進小微信貸投放。
根據市場流動性變化情況，適時調整存準率，體現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是非常必要的。
在央行外匯占款，即基礎貨幣投放持續(xù)擴張的情況下，為防止貨幣總量同比例擴張造成嚴重超發(fā)，央行采取了一種最簡單有效的方法---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抑制商業(yè)銀行貸款派生貨幣的能力。可以說，隨著央行外匯占款的增加，法存率就可以隨之提高，沒有上限。但這種做法顯然也增加了商業(yè)銀行的經營成本。
同樣道理，在央行外匯占款，即基礎貨幣收縮的情況下，為防止貨幣總量的大幅度收縮造成流動性短缺，央行需要采取措施補充流動性。2014年下半年開始，伴隨央行外匯占款減少，央行也開始下調存準率。
但從2016年3月普遍降準后，降準一度成為“央行放水”、“大水漫灌”的代名詞，被看成是資金大量體內循環(huán)的根源，因此降準基本上被叫停，似乎成為貨幣政策的“禁區(qū)”。之后陸續(xù)針對不同金融機構或不同支持對象實施小幅度的差別式定向降準。
但是，在央行外匯占款下降或不升，基礎貨幣投放跟不上市場需求的情況下，為緩解流動性緊張問題，央行又不得不大量拆出資金，具體方式花樣很多，2017年末以來基本保持在10萬億元上下的規(guī)模。
這有效維持了市場流動性的基本平穩(wěn)，但也帶來新的問題:一方面央行凍結近20萬億的法定準備金，另一方面又拆出10萬億資金，使央行資產負債規(guī)模擴張，成為全球規(guī)模最大的央行，成為銀行間市場最大的做市商，央行調控能力增強，但央行“最后貸款人”的定位受到挑戰(zhàn)。而且由于二者的利率水平相差甚遠，法存年利率為1.62%，而央行拆出資金的年化利率遠高于此，大大增加了商業(yè)銀行的經營成本，從資金供應的源頭上就抬高了融資成本。
同時，我國在保持很高的法存率的同時，又推出了存款保險制度。這二者實際上目標一致，只是方式或途徑不同(一般有存款保險制度的，就不再有法定準備金制度)，二者重疊，進一步加大了商業(yè)銀行經營成本，商業(yè)銀行又將對外轉移，進而抬高整個社會的融資成本。
現在，定向降準似乎成為一種創(chuàng)新選擇。但必須看到，法定準備金制度對商業(yè)銀行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類似于稅法，理應保持統(tǒng)一性、公平性，而不應推動越來越復雜的定向降準，造成不同的存款機構存準率千差萬別，在實際執(zhí)行中恐怕難以準確把握。
央行在貨幣政策上，包括資金供給、拆借利率、存準率等方面過多的實施差別式定向安排，實際上就承擔了很多財政職責，貨幣政策目標容易分散，最后可能產生和積累更大問題，對此必須高度關注!
從當前的情況看，理應從貨幣投放、資金供應源頭上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或首選就是壓縮存準率，相應回收央行拆出資金，控制定向降準的應用。
再次強調，降準并不必然是大水漫灌，降準不能成為貨幣政策禁區(qū)!
來源：卓創(chuàng)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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