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中國經濟學家協會主席，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密歇根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等職務。長期關注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研究，致力于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提煉相關的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興趣集中于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經濟發展模式及制度變遷的跨國比較以及大國發展戰略。
中國經濟升級遇到了經濟學瓶頸
從經濟學層面總結改革開放，是為中國經濟升級為打贏貿易戰服務的。
為什么要從經濟學層面來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
第一個道理，我們的改革還沒有完成。所以，要把改革進行到底，我們必須要知道，我個人的觀點，到底改革的目標是什么，終極目標是什么，也許我們描述不清楚，也許還不知道，要講清楚，但是基本的目標得有，如果你基本目標都沒有的話，你這個改革就失去方向了。
要把改革進行到底，要有方向感，在經濟制度方面的方向感，這要求我們在經濟學方面要總結，過去我們的改革哪些作對了，需要堅持的，哪些做的不好的，需要改進的，這是必須要反思，這是第一個原因，為什么要在經濟層面反思。
第二個原因，中國經濟的升級遇到了經濟學的瓶頸，就是我們在國際上沒講清楚，我們這么做是對的，因此跟美國人搞貿易談判，對方的起點的假設，是中國不公平，中國搞的是不公平的貿易。
美國和歐洲到現在為止，不承認我們是市場經濟國家，按照當時的進入WTO的協議，說十五年之后中國將自動成為市場經濟國家，具體的條例就不去說了，他不承認，現在我們國家到WTO的國際貿易組織上，我們遞交了一個申訴，我們要告歐盟，告美國，說你們沒有遵守協議。美國跟歐洲說不對，你這個就不是市場經濟國家，因為你的很多做法，不符合其他國家市場經濟的國家的定義。
究其原因，我們沒有講清楚什么是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國家里，哪些制度，哪些做法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但是跟美國是不同的，哪些是我們要改的，這個沒講清楚，話講不清楚，道理講不清楚，談判就必然節節敗退，這個是日本的經驗。輝煌的日本，80年代90年代過去了，就是它因為講不清楚話。
這是為什么我們要從經濟學層面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是為了當下的中國經濟的升級，為了我們打贏貿易戰而服務的，必須有緊迫性。
第三個原因，為什么要從經濟學層面總結我們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呢？就是這句話，總書記講的，在杭州G20會議講，我們要貢獻中國方案，中國智慧。
怎么貢獻中國方案？什么是中國方案？哪些事情我們可以在國際上復制，哪些事情不能復制？國有企業里面設黨委，這很好，中國方案我們建議美國通用汽車里面設黨委，美國共和黨在通用汽車里面設一個黨委會，重大決定兩黨在汽車內部決定，這恐怕不符合，這些很特殊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做法，可能不屬于中國方案，你沒法復制，首先比較難以解釋清楚，我們黨員是怎么發展的，我們黨員是怎么運作，黨支部與黨委是什么關系，黨委與黨組織是什么關系，解釋不清楚，別人也沒法學習，奉獻中國智慧，提出中國方案，你必須要在學理上用大家的語言，就大家關心的話題要講出一些道理，經濟學就是發揮這個作用的，必須用國際通用的語言講出來，講出可操作的、可復制的、具有普遍價值的、普遍意義的，這是第三個原因。
改革開放經驗總結，目標是要進西方教課書
下次寫教科書要寫中國經驗，甚至在基本原理上要講中國。
既然應該在經濟學層面上總結四十年改革開放的經驗，該怎么總結呢？
我提出三個簡單的原則，第一個，必須要理清哪些是我們做對的，哪些是做的不好的，不要一股腦就是經驗，這個不用解釋了，不能看一個好學生什么都要學，他壞毛病也學，要理清我們實踐中間哪些是好的，可以堅持的，可以推廣的，哪些是做的不好的，要改掉的。
我們需要學術界回過頭去做大量實證性的，案例性的、新聞調查式的社會的調研，真正把當時的情況搞清楚，從而才能夠總結經驗，才能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哪些政策是有效的，哪些政策是無效的，這項工作是非常非常必要，我們的學者我們比較善于去搞熱點話題，但是這種歷史性的梳理，我們做的遠遠不夠。
所以說要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驗，在學術界我們必須要回過頭去做大量的這種田野調查，檔案研究，要去查當時是怎么決策的，是選了什么什么企業，效果如何。而且還要做反事實推斷。
比如說現在汽車工業搞得不錯的，大部分的車廠是賺錢的，而且還有部分的汽車行業、汽車企業現在已經走向世界了，在全世界排得也不錯了。但是我們要問個問題了，假如當時我們換一個政策，是不是更好呢？當時干的這個事對不對呢？要做反事實的調研，這是第二個要干的事情，這是要下工夫的，不是簡單說一說而已的。
第二，還要理清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和穩定的長期可以堅持的制度安排的不同，不要把過去的一些短期的具有合理性的政策，變成長期可以遵守的事情，這個也需要大量的研究。
要有非常寬廣的國際視野，因為剛剛我說到，我們的目標是要在國際上講出中國的道理，這是我們的目標，不是自說自話，不是講給自己聽的，我們要給國際上講清楚，所以必須要做國際比較，而且要看國際上歷史上是怎么做的。
所以歷史上很多事情，我們必須要拿來研究它，不要腦子里想的都是英國、美國今天的情況，這是我們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要真正成氣侯真正能在國際上站得住腳，必須要反思歷史。
所以我們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成功的經驗，尤其是跟外國人講，一定要牢牢把握這些歷史資料。跟他們講一個國家的崛起，不管法國德國還是美國都是這樣起來的。
第三條要定一個目標。我認為我們這一次搞四十年的改革開放總結，我們的目的不光是自己講自己的話，我們是講給外國人聽。我們的目標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的目標是什么呢，就是一條，就是要進教科書，進西方人的教課書，這是我們這些人的職責，我們不能搞半天，我們都是請諾貝爾獎過來給我們講課和研究。
我們應該要好好總結經驗，下次寫教科書的時候，要寫一段中國的經驗，甚至在基本原理上要講中國，中國的經驗表明我們這個原理以前認識是錯誤的，教科書要改，只有教科書改了以后，再過30年這一批教科書培養出來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等他們進了白宮，他們就不會像今天這樣來跟我們談判了，這是根本。這是大實話。
我們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要有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的關懷。這是什么意思？咱們現在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我們現在講繼承馬克思，馬克思誕辰200年隆重紀年，這些說法后面是什么呢？
我個人理解，我們中國人現在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高度在考慮問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要為世界做貢獻。如果我們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驗，我們只總結出來說，這么干對中國有利，那樣西方國家能接受嗎，你整了半天是民族主義，是國家主義，是局部利益。只有總結經驗之后，這么干不僅對中國人有利，對世界人也有利，對西方人也有利，這樣人家才能服。所以我呼吁大家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經驗，一定要從這個角度上去考慮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中國的某些做法，有管理的開放，要說我們這么干不僅對中國有利，不僅解決了五億人口的貧困問題，而且我們這么干對其他國家也是有利的，其他國家也可以這么干，你這么干了以后也可以解決你的問題，這就是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關懷了。
這才能夠跟基督教對話，人家關心的是上帝，人家關心的是終極關懷，是信仰、生命、靈魂。我們如果只關懷自己的，老百姓過好日子、小康社會，這樣經濟理論怎么上去，這就是哲學層面的思考。
所以我們要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驗，在學理上總結，必須要有這個根本的關懷，這樣才能走向世界。因為經濟學是世界性的，不是中國性的。
改革開放基本經驗是政府賦能的市場經濟
要打破“米蘭—巴黎—紐約”T臺效應，經濟學評判標準現在主要在美國那邊。
我們中國改革開放搞了四十年，我們的創新應該是不會在老話題里打轉，我們的成功一定是有更加獨特的，更加新的東西，包括突破比較優勢。比較優勢大衛李嘉圖講了200年了，我們改革開放四十年，一定還有更新的玩意兒。
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在經濟學層面上是否可以這么總結？我的看法應該起一個名字，叫做政府賦能的市場經濟。
首先第一條，我們是市場經濟，你們美國人歐洲人不能說我們不是市場經濟，沒有市場經濟我們怎么來得繁榮呢，這個必須要堅持。但是我們的市場經濟跟西方的不同是政府幫助下的，但是又不是國家資本主義，我絕對不是國家資本主義，不是跟當年納粹搞的一樣，這個帽子我們絕對不戴。但是我們是國家賦能的，國家幫助市場經濟正向發展的市場經濟。
三件事我們有心得，第一件事，中國的政府不光是中央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是不斷不斷幫助企業進入市場的。一個經濟要發展或者升級，最重要的不是老企業干什么，最重要是新企業要進來。
如果沒有馬云的阿里巴巴，沒有劉強東的京東，我們哪兒來的網店，你要靠中國電信給你搞網店我看沒戲，你要靠沃爾瑪或者北京百貨大樓給搞網店我看沒戲，一定是靠新企業進入。中國的新企業進入都是政府在幫忙的，我們的的確確有好多官僚體制，要蓋很多圖章才能搞一個企業，但是不要忘記，每一個企業背后的成功都是有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幫助企業努力突破現有的體制的，太多大量大量的例子。
不是說中國政府喜歡國有企業，其實中國地方政府更喜歡民營企業，因為它省事簡單，國有企業有時候還麻煩。這個我認為是中國特點，遠遠超過產業政策，比產業政策來得更加的根本，來得更加的基礎。
當然地方政府也不傻，不是說每個企業都資助你，他也做判斷，什么企業好，什么企業不好，講一條，為什么地方政府干這個，除了提拔之外還有一個，很簡單收稅。地方政府的稅是誰交的？不是你我交的，我們是交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是最近十幾年才起來的，但是交個人所得稅的只有幾千萬人左右，地方政府收稅來源就是個人企業，他把企業扶持起來之后就是搖錢樹。
第二，積極主動的宏觀調控管理，這也是中國有特色的地方。宏觀調控是什么，當經濟運行的時候，一會兒過熱一會兒過冷，只要是市場經濟，它永遠避免不了周期，馬克思在哲學層面給我們講這個道理。
馬克思的基本原理，就是社會大生產是社會的事，但是社會大生產的決策卻掌握在個別人手里，說白了就是資本家或企業家手里。而馬克思認為企業家和資本家是非理性的，一會兒樂觀一會兒悲觀，所以就周期性地產生產能過剩，你想這個道理仍然是正確的。華爾街那幫人就是這個道理，華爾街的人在掌握投資決策，他們絕對是周期性的，一會兒樂觀，一會兒悲觀。
那怎么辦呢？既然社會大生產決策掌握在不見得最理性的少數人手里，政府就應該搞宏觀調控，當企業家太悲觀的時候，你幫他一把，搞點宏觀調控政策，當他們太樂觀的時候，你要控制一下不允許他上馬。當然具體的做法可以討論，可以改進。這個在我看來也是我們常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跟西方不一樣的地方，通過政府的精心的有效的調控，把經濟的波動給它變小。
第三條，有效管理對外開放，這條也是我覺得值得總結的。
中國的汽車行業現在是什么一個情況，一是規模大，我們是三分天下了。全球大概九千萬輛一年，中國三千萬輛。第二，今天中國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講，汽車這個行業是很賺錢的，而且是非常賺錢，我講賺錢不是光指企業，我指利加稅，能占到三分之一，這是對工廠而言，我還沒有算購置稅。
這就得出一個結論，如此重利之下，必有勇夫，大量的企業在搞汽車，甚至于把一些德國意大利死了很多年的品牌都復活出來了。第一，重金之下必有勇夫。第二，重金之下必有創新。
我認為要感謝過去十五年對汽車行業的保護，由于有了高關稅的保護，這些企業才能養活他們，才能搞創新，砸錢搞創新，如果十五年前我們就零關稅的話，中國的汽車行業真的完蛋了，起不來的。這十五年的高關稅要一分為二的看。
在我們的幫助下還是培養出了一些有世界競爭力的企業。到現在可以開放，我不怕了。但是我不是因為你要求我開放，我是按照自己的邏輯開放了，我們百姓要買便宜的汽車了，我們的汽車行業需要更多歷練，要真刀真槍的干了。所以對外開放是要有管理的，不是說全開放就行了，也不是門一關我不開放，都不行，要有這個過程。
商業銀行也是一個例子，今天中國的商業銀行，大的商業銀行真的不怕外資了，外資來真的搞不過他們。中國銀行業經過十五年的保護足夠了，早就可以開放了。但是當年如果一下子全開放，門都摸不著，怎么搞私人客戶銀行服務，怎么搞風險管理，不摸門，現在學會了。所以開放是必要的，但是要有管理的開放，這我認為是我們的經驗。
這句話很多有良知的美國人是認的，哈佛大學有一個教授，他也反復講，簡單的開放對落后國家是不利的。
現在我們這代人的使命是什么呢？我們這代人的使命不是簡單地把西方的理論和學說引進來，不是每年搞一個諾貝爾獎介紹，講一下他們的學術觀點，可能不是我們最需要的，我們最需要的是把改革開放四十年成功的地方變成西方人認同的理論，講給他們聽。
第一，不要談中國經濟學。經濟學就是經濟學，中國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的實驗場，中國相當于物理學的對撞機，是能量最大的對撞機。我們這里發現了新的粒子。
第二，要打破“米蘭—巴黎—紐約”T臺效應，就是經濟學今天的評判標準主要在美國那邊，就好像你設計一個服裝，要在國際上流行的話，你要去米蘭、巴黎、紐約走一走。
對不起，我們要創造自己的T臺，所以我們國內的學者要堅持同中國的實踐做實證研究，堅持以我為標準，創造自己的時裝秀，我們要搞自己的時裝秀，要搞自己的T臺，要辦自己真正有國際水平的雜志，這樣干你才能夠翻身，但是翻身不能搞純保護主義，否則永遠翻不了身，你必須從實際出發，做案例。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真的需要從經濟學層面總結，真的美國人逼到我們門口了。
來源：新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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