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洪華：中共中央黨校教授（2005年）、博士生導師，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研究員；中組部、團中央第十批“博士服務團”成員，教育部“馬克思主義建設工程”首席專家，全國高校國際政治研究會常務理事，美國艾森豪威爾基金會高級訪問學者。
門洪華教授長期從事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大戰略、大國戰略比較、中國戰略思想史研究，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大戰略領域的主要開創者、中國戰略研究界的領軍人物。出版專著5部、合著及主編9部、譯著12部、核心期刊學術論文130余篇，在國內外學術界有廣泛影響。
您的工作經歷非常豐富，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最終走上了學術道路？
作為一個出身農家的學者,我從小就有著強烈的讀書愿望,初心未改。1987年，以東營市文科第一名考入山東大學外文系。1991年大學畢業后,我回到家鄉山東省東營市外事辦公室工作，其間收獲了初步的國際交流經驗。與此同時,在與各種國際專業人士交往的過程中，深感進一步學習理論知識和提升專業技能的必要，感慨于曾國藩“千秋功過俱邈矣，百戰歸來再讀書”的告誡，立志再返校園、重溫書香。
1995年，我考入北京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專業為國際文化傳播學。當時尚未志于學，選擇學術道路，深受北大諸師影響，更與趙寶煦先生直接相關。我曾受命為先生處理英文信件和文稿一年有余，感受先生的儒雅淡定，從容不迫，丹心為人，睿智處事，這份歷經滄桑的積淀代表了中國學界的高度，也讓我深深感受到了從事學術研究的魅力。這份吸引力指引我在北大求學六載，為邁向學術道路打下了基礎。
1998年攻讀博士學位，我選擇了國際政治學專業,有幸成為王杰教授的弟子，慈母嚴師，授我學養，育我品格。其間，我從國際制度理論著手，選擇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作為博士論文選題，我的專業研究開篇之路艱辛而扎實。在我博士論文答辯之時，趙寶老擔任答辯委員會主席，先生的教誨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行文之中，仍然存在匆忙的痕跡。”這份提醒，是對我學術道路的一份永恒關愛。2001年博士畢業之后，我選擇到中共中央黨校工作，同時在清華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其間匆忙仍多，但會不時記起先生的叮嚀，努力讓自己把腳步放慢，爭取把學問做得更扎實些。我的書房中掛著先生撰寫和親自裝裱的一幅字，是先生錄李白《夜泊黃山聞殷十四吳吟》：“昨夜誰為吳會吟？風生萬壑振空林。龍驚不敢水中臥，猿嘯時聞巖下音。我宿黃山碧溪月,聽之卻罷松間琴。朝來果是滄洲逸，酤酒醍盤飯霜栗。半酣更發江海聲，客愁頓向杯中失。”先生贈字，時年86歲，其筆力之遒勁，包含在靜雅之間，使我常常駐足深思。正是有先生的教導，我一直在學術道路上堅持不懈。
2002年1月，我進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跟隨胡鞍鋼教授從事以中國大戰略為選題的博士后研究，從國際關系理論探索進入中國國情研究的宏大視野。其間，我對中國傳統典籍的摯愛被重新激發，時常肩枕手捧古書而眠，間或自嘲“故紙堆里覓樂趣”，先賢博大精深的戰略思想賦予我深邃和審慎，這種學術回爐給予我真正的精神力量。2002?2004年，三年清修，完成專著《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更為我洗凈鉛華。
上述努力給我帶來了重要的學術積淀。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曾獲北京大學“學術十杰”稱號，在《中國社會科學》等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邀請中外名家組織“國際關系理論前沿譯叢”（北京大學出版社）。從事博士后研究期間，致力于將國際關系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與一般經濟學理論相結合，構建了開放包容的中國大戰略框架，并將創造性理論研究應用于實踐分析，撰寫了大量的研究報告和學術論文，主編“大戰略研究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成為中國大戰略研究的重要推手。其間，我于2003年被中央黨校破格評為副教授，2005年破格評為教授。為日后從容開展學術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礎。
身處中央黨校，同時感受政界和學界的風云變幻，我意識到學術交流和實踐歷練的重要。我曾在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地訪學，以文會友，在關鍵時刻經受風云滌蕩，錘煉學術銳氣。我也曾于2009?2010年被遴選為中組部“西部博士服務團”，到青海省行政學院掛職副院長。這一年，我深刻認識到社會風潮的變化，盡管不乏留任機關的誘惑，我卻最終深刻領悟到，大轉型時代，機遇無處不在，但對具體個人而言，機遇可能只有一個，余者往往意味著偏向。在這樣的大時代，每個人都有展現自己的舞臺，但不要期望自己時刻擔當主角,而應該思考的是你想承擔什么角色，你如何為此而準備。青海一年，讓我進一步堅定了學術研究之路。
2015年1月，我受邀擔任同濟大學同濟特聘教授，當年5月創辦同濟大學中國戰略研究院，我所期望的單純學術生活就此開啟。歲月匆匆，體味人生，洗盡鉛華，源于學術，歸于學術，始感歲月靜好，人生這部大書，正在慢慢展開，容我輕裝向前。
作為中國學界較早研究國際制度理論的學者，您為何在研究初期選擇了這樣的選題作為學術道路的起點？您對國際制度的研究有哪些階段性的成果？
選擇國際制度理論作為我個人學術研究的起點，源于參與王杰教授主持的國家級科研項目“國際機制論”。國際制度理論20世紀80年代興起于西方，最早的文獻都來自西方學者，在研讀、整理國際制度理論文獻的過程中，我進一步整合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架構，彌補自己的專業和知識體系缺陷，基本建立起相對完整的、立體型的理論體系。同時，我并不迷信西方理論和學術權威,而是致力于對西方國際制度理論的整合，站在巨人肩膀上進行創新，努力提出自己的見解。在導師的鼓勵下，我遍訪學界，尤其重點向外交學院秦亞青教授和美國學者羅伯特·基歐漢教授求教。通過學習，我對國際制度理論有了比較全面而深入的認識，并因之加深了對國際關系理論的理解，體味到理論研究的真正快樂之所在。理論研究是需要寂寞的，但理論學習并不孤獨，與大師對話，其樂自在。而且，國際制度理論本身是一種邊緣性的、實用性非常強的理論體系，對分析國際戰略、中國外交甚有價值，是實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絕佳起點。
從事國際制度研究，第一項成型的成果就是我的博士論文。我在梳理國際制度理論的基礎之上，從國際制度角度深入研究聯合國集體安全，開啟了從國際制度角度研究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嘗試。2001年7月，我順利博士畢業，2002年博士論文《和平的緯度：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納入國際關系學界最負盛名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當代國際政治叢書”出版。
從事國際制度研究，我想到的第一個選題就是美國霸權與國際制度的關系。博士畢業之后，我有了從容選擇研究課題的機會，2002年申請并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國際制度與美國霸權”（02CGJ005）。2004年，該課題順利結項，被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評為“優秀”，我提出的制度霸權的概念引起了學界的積極關注。2005年，該成果以《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研究》為題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源于對一個理想的堅持，我最終將對美國的理解延展成書。
我關于國際制度研究的第三項標志性成果就是對大國崛起與國際制度的關系探索,尤其是從戰略角度研究二者的關系,成為我此后國際制度研究的主線。我的博士后出站報告《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包含著相關思考，該書200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同一年在同一出版社出版關于美國國際制度戰略和中國國際制度戰略的著作，也成為我同年順利破格評為教授的基石。
我關于國際制度的第四項標志性成果就是關于東亞秩序的研究。2008年,我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東亞一體化前景問題研究：地區秩序與中國戰略”（08BGJ018）獲得立項。在相關研究中，我關注地區國際制度建構問題,對中國的東亞制度戰略進行深入分析。該課題成果2015年以《東亞秩序論：地區變動、力量博弈與中國戰略》為題納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當代國際政治叢書”出版，并獲得上海市第十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二等獎。
國際制度研究是我學術研究的起點，持之以恒的關注不僅讓我對國際關系理論和大國戰略比較有了深入的把握，也讓我密切關注世界潮流和國際趨勢,賦予我理性思維能力和理論創新訴求，讓我的學術研究有了較為深厚的根基。
根據對您的研究路線的考察，我們發現您在21世紀初開始從國際關系理論轉向了大戰略研究。請問您這種轉向的原因是什么？您在大戰略研究方面的心得是什么？
我的博士后研究主題確定為中國大戰略研究，從而開啟了學術研究的新領域。進入21世紀，中國崛起成為深化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重要驅動力，而中國的戰略研究具有深厚淵源，從戰略視角研究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推動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是必然的學術路徑。另一方面，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存在的困境,也促使我深刻思考如何實現學術突破。21世紀初，國際關系理論發展進入沉默期，西方亦難在宏大理論上再有突破。進入快車道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迎來新的發展瓶頸，這就是如何回歸到中國重心，突破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范式的模仿與追隨，開創國際關系研究的新圖景。我個人認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需要我們有更加深入的積淀，應基于中國綿延數千年的傳統文化底蘊。中國戰略研究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我們可以從中觸摸到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根脈。因此，這次學術轉向，一方面是博士后選題對我的誘惑，我確實對自己未知的大戰略研究領域充滿了好奇；另一方面也是我對未來繼續探究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學術儲備。經過十余年的觀察和思考，我更加堅信自己學術選擇的正確。因為我早在21世紀之初就轉向了中國研究，我不僅關注當代中國，更密切關注并深入研究傳統中國，進行了近20年的學術儲備，對中國戰略和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關系進行著持之以恒的思考。經過10余年的構思，關于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新著已進入撰寫階段。
2001年博士畢業，我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工作，同時在清華大學從事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的博士后研究，進入中國國情研究的宏大視野,從事跨學科、交叉學科研究的經歷給了我無窮的學術動力，讓我自由打破學科界限，進入到學術研究的自由王國。從事博士后研究期間，我深刻認識到，戰略研究的黃金時代正在到來，如何實現崛起是中國最重大的議題，而處于中觀層面的戰略研究正方興未艾。關于中國崛起的戰略研究將為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我們應引入大戰略的視角，強調統籌國內戰略與國際戰略，為實現中國順利而全面崛起而籌劃。隨著國家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影響力的擴展，中國走上從全球性大國邁向世界大國的征程，如何前瞻性地謀劃崛起之后成為中國戰略研究的前沿。追蹤國家快速發展的脈搏，躬逢其盛，有所思考，有所貢獻，作為一個學者，我們何其幸哉！
從事大戰略研究，我以中國崛起戰略為起點，以大國戰略比較為主線，撰寫了多部著作，包括《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開放與國家戰略體系》《東亞秩序論：地區變動、力量博弈與中國戰略》《中國與世界關系的邏輯建構：理論、戰略與對策》《中國國際戰略導論》等。與此同時，我還組織了系列叢書，迄今主編的戰略叢書包括“大戰略研究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戰略傳統叢書”（人民出版社）、“大國戰略叢書”（人民出版社）、“中國國家戰略書系”（中國經濟出版社）、“中國國際戰略叢書”（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此外,我還主編了以書代刊的《中國戰略報告》（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迄今已出版五輯，第六輯正在編纂之中，并已出版了英文、韓文等不同版本。
作為國內最早引介軟實力思想以及進行相關研究的中國學者，您如何看待和評價軟實力對中國的價值？
對軟實力的關注，源于我與“軟實力之父”?約瑟夫·奈教授的交往。我在主持推進北京大學出版社“國際關系理論經典譯叢”的過程中，將羅伯特·基歐漢所撰寫的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文章結集，以《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義、權力與治理》（2004年）為題出版。隨后，基歐漢提議為約瑟夫·奈編輯、出版文集，并主動玉成與他的合作，其文集《硬權力與軟權力》2005年正式出版，這是約瑟夫·奈在美國本土之外出版的第一本學術論文集。其間，我與他密切聯系，對相關文獻的翻譯多有磋商。隨后，我促成了他與中國一些黨政部門的交流，安排了一些高層次演講，就中美軟實力問題多次晤談，保持著積極的學術互動。2018年初，我還應約瑟夫·奈之邀為其專著《總統領導力與美國時代的締造》中文版撰寫了推薦序。
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思想是分析國際關系和國際戰略一個獨立的綜合性視角。軟實力思想反映了國際政治的新現實，即實力的性質或來源發生巨大變化，非物質性實力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日益凸現。奈提出這一概念之時，恰逢世界進入新的實力轉移時期、美國進入戰略轉型時代，奈根據美國的國家戰略資源和戰略意圖來剖析軟實力，采取枚舉法來分析軟實力，將文化、意識形態和國際制度視為軟實力的核心因素，毋寧說，這種分析模式的目的不是發展嚴謹的理論，而更是著眼于現實分析的需要。
對崛起國家而言，軟實力是一種創新性的視角，它提醒我們，大國崛起需要深厚的文化和思想根基，需要良好的國際形象展現，需要思想觀念創新及其對世界影響的延展。對中國而言，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提高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乃至疑慮，如何讓中國從容、讓世界放心，確是我們必須深入思考的重點議題，提升軟實力是中國順利實現全面崛起的重要支撐，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您是中國國際關系學者中少有的關注國內問題的專家，致力于推動中國國家戰略體系的建構。請問您這方面研究的體會是什么？
戰略研究強調整體性思想、全局性視角，高度關注全局和局部的關系，這種系統性思維引導著我關注國家戰略體系問題。我個人認為，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推動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國家發展與國際局勢更加密切互動，國家發展戰略與國際戰略密切相關，在經濟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相輔相成的沖擊之下,我們必須從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角度思考中國的戰略部署。
與之相對照，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長期存在的一個弊端是，把國內問題視為一個給定的因素（a given factor），對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問題的專業性分析不夠，未能深刻理解“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深意。因此，科學完備的國家戰略體系，其根基是國家戰略。國家戰略以基本國情為基礎，以富民強國為基本追求，以完善國內戰略布局為核心目標。我們深刻認識到，融入國際社會，必然要有全球視野和權利訴求，全球化戰略就是一個國家全球戰略的重要內容，而在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革的情勢下，如何應對國際治理危機與挑戰考驗著國家的智慧與擔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抓住全球提供的發展機遇，參與和分享全球化的紅利，同時防范其風險，實現了自身的巨大發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社會倚重中國，中國在國際社會發揮著影響乃至塑造的作用，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引領性角色開始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我們更深入地認識到，大國崛起必須有其地區重心。沒有一個真正的世界大國不是先從自己所在的地區事務中逐漸占主導地位而發展起來的。不謀一隅者不能謀全局。東亞是中國由地區大國走向全球大國、進而發揮全球責任的戰略跳板。在整個世界戰略重心東移之際，中國當然要把戰略重點放在這一地區，提出系統性戰略。
在您的學術研究歷程中，海外訪學和國際交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您為什么如此強調國際化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
大學期間，我選擇的專業是英美文學，產生了了解海外風土人情的強烈興趣。大學畢業之后，我回到家鄉從事外事管理和接待工作，與美國、德國、荷蘭、英國、日本等多個國家的各界人士打過交道，這是我從事國際交流工作的開始。我曾在1992年就訪問過德國、荷蘭和比利時，親身感受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再返校園讀書，我選擇的專業與國際交流密切相關，到海外訪學取經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選擇。因此，我在2003年就到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擔任訪問學者，尤其是“非典”期間在美國的感受五味雜陳，深刻認識到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性。自此，我就下決心要走遍世界發達諸國，探究其強盛的根源和規律。2006?2007年我在日本經濟研究中心從事東亞一體化研究，全面了解日本的發展變化。2011年，我接受美國艾森豪威爾基金會的邀請，在美國進行了近兩個月的學術參訪和調研，深入了解美國各界對中美關系的看法。此后，我反思自己的出國經歷，下決心今后要遍訪世界頂尖名校。2013?2014年我在牛津大學彭布羅克學院訪學，深入研究大英帝國崛起之后的戰略安排及其成效。2015年我赴東京大學法學部擔任訪問教授，探究日本崛起戰略與東亞布局。這些豐富的訪學經歷讓我眼界大開，給我提供了豐富的學術營養，大國戰略比較的學術研究思路也逐漸成型。
與此同時，我高度關注國際交流，在中央黨校工作期間曾組織與韓國國立外交院的系列中韓戰略對話，與韓國成均館大學開展朝鮮半島與地區合作的系列共同研究，與諾丁漢大學共同開展“習近平時代中國戰略”的合作研究，出版了系列著作，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進入同濟大學工作以來，我與韓國東西大學共同組織年度性的“上海?釜山合作論壇”，與東京大學共同組織“中日戰略對話”，國際合作更顯實質化。上述經歷給了我多方面的啟發，碰撞出觀點，交流見真知，惟有以開放的心態加強學術交流，才能更加感知學術研究的美好與魅力，這正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真諦所在。
我們知道您高度關注國內國際調研，并出版過相關著述，您在這方面有什么心得？
調查研究是認識客觀世界的根本途徑和優良傳統，是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關鍵環節，是科學決策的可靠途徑。調查研究不僅有利于獲得對客觀事物和規律的感性認識，更有利于使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通過認識的循環往復，把握事物的本質聯系和客觀規律，才能服務于、貢獻于科學的公共決策。毛澤東一貫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中國領導人指出：“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且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得失成敗的大問題。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做好領導工作的重要傳家寶。”國際關系和戰略研究來自活生生的時間,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如何強調都不過分。自古至今，調查研究都是最重要的方法。司馬遷能夠撰寫出名留青史的《史記》實地調研起著重要的作用。司馬遷曾這樣描述自己調研的足跡：“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古之先賢，遺風猶在，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從事調查研究可追溯到1991年大學畢業到山東省東營市外事辦公室工作之時，當時參與的諸多外事管理工作均與黃河三角洲開發的調研有關，與外國專家的朝夕相處更使得我理解了實地調研多么重要。當然，從事專業性的調查研究，始自在清華大學跟隨胡鞍鋼教授從事博士后研究。胡老師高度關注實地調研，曾帶我考察過海爾集團等著名企業，也曾和我們一起重走毛澤東當年興國調查之路。我自2005年接受邀請，開始對海航集團的系列研究，遍訪海航海內外的企業高管，在全國各地的成員企業進行實地考察，積累了豐富的一手調研資料，從企業發展的角度感受中國崛起的脈搏和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深刻變化。值得一提的是，2009?2010年在青海省行政學院掛職期間，我遍訪青海各州縣，對青海省的縣級黨校建設情況進行專題調研，撰寫的調研報告《鞏固思想陣地夯實執政基石??關于青海藏區縣級黨校建設的調研與思考》曾發表在《青海省委黨校研究報告》2010年第8期，供地方決策者參考，并在《攀登》2010年第5期全文刊載。該報告部分內容以《課堂不如教堂，校園不如寺院??關于青海藏區縣級黨校建設的調研與思考》刊于《中央黨校常委送閱件》2011年第1期，在2011年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散發交流，并直接促成了中組部、中共中央黨校在廣西南寧聯合召開全國縣級黨校工作座談會，《課堂不如教堂，校園不如寺院》一文在大會上廣為散發交流。在海外訪學期間，我每次都撰寫一份調研報告，提交決策部門參考，并在合適的時機作為專業論文發表。這些公開發表的調研報告包括：《關鍵時刻：美國精英眼中的中國、美國與世界》（《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7期），《日本變局與中日關系的走向》（《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1期），《中國青海藏區穩定的涉外因素分析與對策》（《國際觀察》2010年第6期），《鞏固思想陣地夯實執政基石??關于青海藏區縣級黨校建設的調研與思考》（《攀登》2010年第5期），《國家利益與戰略視野??關于中日關系的調研與思考》（《現代國際關系》2007年第10期）等。2012年，我將自己的國內國際調研成果定名為《修遠集》，由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
您一直強調盛世修史，我們知道您對歷史研究高度關注，請問您未來的研究計劃與此相關嗎？
國際關系理論來源于對歷史的哲學思考，國際關系研究與歷史探索有著天然的關聯。歷史研究是國際關系研究最根本的基礎所在，而比較研究也是其中必要的特色，因此重視歷史研究是最有可能的學術突破。其中，我們要抱持“大歷史”（Grand History）的理念，站在人類史的高度看待中國歷史，站在中國史的角度審視國際關系史，從而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的主導脈絡與核心走向，形成以中國為重心的國際關系史解釋，通過國際比較確定中國的歷史方位圖，提出國際關系史的中國脈絡,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提供更為深遠、廣闊的視野和更為堅實的基礎。
戰略研究深深扎根于歷史。在人類發展的關鍵時期，歷史總是迫切地呼喚戰略，而戰略也總是一再被提到歷史的日程上來。戰略研究對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一種歷史儲備，也是一種現實爆發。戰略研究比任何其他研究更接近國家權力中樞，更能結合各主要學科領域，更能吸引黨政軍系統的積極關注，更能通過政策影響千家萬戶。
基于上述認識，我一直注重歷史學習與研究。博士畢業至今，我一直在準備專門史《中國戰略思想史》的撰寫。在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影響進而塑造世界的今天，歷史探究更具基礎性意義和戰略價值。這種探究不僅關注中國史，也包含對世界歷史的探究，因此我也在準備撰寫關于世界主要大國海外利益拓展史的著作。中國先賢博大精深的戰略思想，西方史家放眼全球的戰略思維，讓我心懷仰慕。中國戰略思想史、主要大國戰略比較研究將是我長期聚焦的學術領域，這就是我盛世修史的決心所在。
文章來源：《學術月刊》2018年第11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平臺編輯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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