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都已接近底部，但并不是真正觸底，接近底部和真正觸底是兩回事。觸底很可能是一個復雜過程，需要多次驗證。如果宏觀政策得當，供給側改革有實質性進展，2017年經濟實現觸底，應該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企業、行業和地區分化，一批核心競爭力的企業脫穎而出，分化是升級的標志，實際上是一部分企業已經開始轉型升級，而且轉型升級、創新都是通過競爭逼出來的。中國不可能在所有行業都具有競爭優勢，但必須要在一批產業上具有長期穩定的競爭優勢。
激發新增長動能要把一系列相關改革擺到優先位置：開放行政性壟斷基礎產業的準入；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等進入市場；完善競爭環境和政策，推動優勝劣汰、產業升級；進一步對內對外開放服務業；改革監管體制，調整相關利益格局，推動互聯網+等新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促進創新要素的流動與聚集。重點是國企、土地、財稅、金融、政府體制、對外開放等領域改革的實質性推進。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近日表示，中國經濟現在已經非常接近中速增長的“底”，但是還沒有探明。中速增長平臺形成后，將可能持續5年-10年乃至更長時間，從而為實現2020年和更長一個時期的發展目標打下穩定基礎。
中國經濟回落已經接近底部
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以后，過去6年處于一個回調的過程，這也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這6年還是中國經濟由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階段轉入中速增長階段的轉換期。中國經濟現在已經非常接近中速增長的“底”，但是還沒有探明，或者說，中速增長的均衡點還沒有找到，還將有一個探底的過程，仍面臨著較大的增長下行壓力。
中國經濟觸底主要看兩個底部和三個指標。
首先是需求底。中國經濟過去的高增長主要依托于高投資，高投資85%左右由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構成，而制造業投資較大程度上又直接依賴于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出口。通俗地說，高投資觸底，主要取決于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出口這三只“靴子”落地。
目前基礎設施、出口已經大體觸底，房地產正在觸底過程之中，是近期增長回落的主要變量。
從供給側來看，“去產能”要到位。有兩個重要指標，一個就是工業品出廠價格PPI，目前來看，PPI在經歷了54個月的負增長后逐步回升，已經恢復正增長；此外，工業企業盈利也已經回升，恢復了正增長。這兩個指標也顯示了供給端的調整。
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都已接近底部，但并不是真正觸底，接近底部和真正觸底是兩回事。觸底很可能是一個復雜過程，需要多次驗證。如果宏觀政策得當，供給側改革有實質性進展，2017年經濟實現觸底，應該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最近我們都在討論中國經濟能否實現“L”型增長，過去6年往下走是“L”型左邊，現在是觸點，接下來怎么走？有些人一聽觸底，特別興奮，認為接下來會反彈，最近有觀點認為，未來會有7%甚至更高一點的增長速度。
我們的觀點是，這種反轉基本不可能。現在發生的變化實際上是兩個不同平臺之間的切換，并不是在原有的平臺上面，這邊上來，那邊下去。所以，觸底的確切含義是穩住了，不再下降，逐步走出一個中速增長的平臺，這是“L”型的特點。
有人質疑中國經濟觸底后是否能夠穩得住？會不會出現斜坡式持續下降。根據國際經驗來看，中速增長平臺一旦形成，將穩定在一個新的增長平臺上，并且這個平臺上持續5年—10年，乃至更長時間，從而為實現2020年和更長一個時期的發展目標打下穩定基礎。
今后一兩年是中國經濟觸底的關鍵期。不確定、不穩定性增加，主要有幾個方面需要特別注意：
一是房地產泡沫或高位扭曲對創新、實體經濟的影響。
二是金融風險。供給側改革有五方面任務：“三去一降一補”，其中“三去”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前兩個“去”效果比較明顯，但是在“去杠桿”過程中，杠桿率仍在上升，所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2017年工作相當靠前的位置。
三是國際經濟形勢走向，特別是“特朗普沖擊”。大家都在討論特朗普未來會干什么。我最近把他要做的事做了一個分析，發現有些事是互相矛盾的。比如，一方面要減稅，另一方面要搞基礎設施建設。減稅后，搞基礎設施建設的錢從哪兒來？此外，特朗普要求制造業回歸美國。他的政策成功概率不會太高。雖然美國的土地、能源、物流成本等比中國低，但是中國的產業配套體系完備。美國政府可以把一些制造業搞回去，但是很難把整個產業鏈抓過去，產業鏈上配套的東西還要進口。而這正是中國這么多年來很重要的優勢。
四是政策導向。當經濟出現下行壓力的時候，會不會采取過度寬松的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2017年房地產投資增速會下降，與房地產相關的一些行業因此會受到影響，所以大概在2017年年末經濟可能會有一個回調壓力。這個時候是堅持穩健中性還是多放水？放水太多對中國經濟是不利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7年的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在實踐中間能不能保持住？
從某種意義上說，目前中國經濟正處在最困難、同時也最有希望看到轉型成功曙光的時候。中速增長平臺形成后，找到了新的均衡點，中國經濟是可以穩得住的。
穩定改革預期激發經濟增長新動能
經濟增長進入中速增長平臺后，能否穩得住、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新增長動能至關重要。在中速增長中推進新增長動能，這個動能來自哪里？我認為，新動能大部分還是傳統的“老經濟”加上新體制、新機制、新技術、新商業模式，把加法做好，新東西就出來了。具體來講，大概有五個方面的新增長動能。
第一，行政性壟斷的基礎產業領域的改革、開放、競爭。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金融等產業的改革，將會帶動新的大量有效投資，有效降低全社會的生產和運營成本，是最大的一項“降成本”舉措。
第二，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帶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動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流轉，但進展遲緩。這不但對穩定降低一線城市房價、疏解非首都功能至關重要，而且對大都市圈平衡發展、城鄉協調發展、提高農民收入等都有重要作用。
第三，經濟轉型過程中通過企業分化而出現的優勢企業成長。最近一段時間，形勢在分化。6年前，十個不同行業的企業基本上都賺錢，而在經濟下行過程中，有一部分企業賺錢，還有一部分企業不賺錢。企業、行業和地區分化，一批核心競爭力的企業脫穎而出，分化是升級的標志，實際上是一部分企業已經開始轉型升級，而且轉型升級、創新都是通過競爭逼出來的。中國不可能在所有行業都具有競爭優勢，但必須要在一批產業上具有長期穩定的競爭優勢。
第四，通過對外對內開放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優先領域包括生產性服務業，如研發、金融、物流、信息服務等；社會性服務業，如醫療衛生、教育、文化娛樂、體育等。進一步放寬準入，鼓勵競爭，促進創新。對外開放的同時更要加大對內開放力度。
第五，互聯網等新技術帶動的實體經濟優化配置，效率提升。網上購物、網約車，互聯網加各種實體經濟活動等提高了信息密度、減少信息不對稱、大幅度優化資源配置，降低了社會成本。但是，面臨著與現有監管管理體制、利益格局的沖突，體制和政策調整勢在必行。
第六，前沿性創新帶來的增長潛能，包括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等。中國與國際前沿的差距在縮小，少數領域能夠并駕齊驅甚至局部領先。未來應通過要素流動形成創新性城市或區域創新中心，在基礎研究、創造性自由探索研究等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都對體制和政策環境提出了更加挑戰性的要求。
激發新增長動能對改革提出了緊迫要求。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與增長特別是形成新增長動能相配合。改革對不對、好不好，最終要通過發展成果來驗證。經濟觸底期要堅持需求政策托底，主要通過深化供給側改革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
激發新增長動能要把一系列相關改革擺到優先位置：開放行政性壟斷基礎產業的準入；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等進入市場；完善競爭環境和政策，推動優勝劣汰、產業升級；進一步對內對外開放服務業；改革監管體制，調整相關利益格局，推動互聯網+等新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促進創新要素的流動與聚集。重點是國企、土地、財稅、金融、政府體制、對外開放等領域改革的實質性推進。
順應大都市圈加快發展的客觀規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并且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切中要害。
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三季度，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房價暴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實際上，房地產歷史需求峰值已經出現，我們研究發現，中國經濟從2010年開始回調，一個很重要的制約因素就是長期來看，國內工業產品已經出現了歷史需求的最大值或峰值。房地產已經出現了所謂的“天花板”。
中國的城市化在過去一兩年出現明顯回調與大都市圈加速成長有密切關系。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京津冀地區的核心城市，深圳、上海、北京等一些地方房價都在上漲，與此同時，另外一些地區，雖然經濟增速放緩，但是房價也漲起來。現在一線、二線、三線、四線的城市需要注意，看一看自身是否處于大都市圈里頭。在大都市圈里邊的所謂三線、四線城市的房價可能還要漲，因為房子也不一定夠。
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還在加快，還有大量農民要進城，有些直奔廣東、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所以大都市圈加快發展，這是一個全球性現象。美國、日本等都是大都市圈集中了大部分人口。特別是現在提倡創新，創新主要發生在人口聚集區，形成所謂聚集效應。大都市圈加快發展，表現在各種資源集中，特別是年輕人在這些地方集中。為什么？企業多，創業機會多，資源配置效率高，這是一個大的規律。
大都市圈發展有五個特征：第一，大都市圈有一個核心城市，然后有大片的小城鎮，大集中、小分散。第二，在大都市圈內往往是有產業支持的，而且是有競爭力的產業，這樣才會有更多的人在這里居住。第三，基礎設施跟上去，公共服務要配套。第四，大都市圈內各種階層的人口都有。第五，綠色、節能、節電。這是下一步發展大都市圈需要注意的。
現在關于城市，特別是以大都市圈為重點的中國新的城市化戰略需要認真總結。要解決一線城市房價過高的問題，還是要順應大都市圈加快發展的客觀規律。這實際上是需求。這種需求短期之內可以把它壓一壓。但是從長期來講也壓不住，也不應該壓。現在地方政府出臺的很多抑制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的政策措施，大部分還是在抑制需求，這還是治標的辦法。其實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治本。
第一，提高居民住宅用地占整個建設用地的比重。我國住宅用地比重嚴重偏低，過去幾年，一些大城市居民住宅用地占整個建設用地的比重不到30%，我們前幾年調查的結果是大概在23%左右。反觀發達國家，例如首爾這個比例在65%，倫敦是55%。
第二，加快農村集體土地政策。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同等入市，同價流轉。宅基地可以流轉了，現在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就是小產權房的問題，如果在北京這些城市，小產權房能夠以某種方式解禁，把該交的稅交了，把該交的費交了。另外集體的宅基地能夠流轉。如果宅基地問題、小產權房問題能解決，房價還會這么高嗎？十八屆三中全會對集體建設用地的改革已經講得很清楚，農村集體土地制度，包括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包括宅基地的流轉，方向已經很明確了，這個改革不能再拖了。
第三，開征房地產稅。通過開征房地產稅，可以給地方政府開辟一個穩定的可持續的收入來源。當然，開征房地產稅里面情況很復雜，將來會有很多政策涉及廣大消費者的具體利益。怎么具體解決，都要拿出一個合情合理的辦法來。征房地產稅，可以說是大勢所趨。
劉世錦：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黨組成員、研究員。長期以來致力于經濟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主要涉及企業改革、經濟制度變遷、宏觀經濟政策、產業發展與政策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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