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舊動力轉換、由以數量質擴張為主的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以質量提升為主的中高速增長階段、由中等收入邁入高收入“驚險一躍”的關鍵階段。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引、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問題導向、底線思維，引導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總體看，“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有望在新的中高速增長平臺上保持穩定發展，并為全球經濟復蘇注入新的動力。
經濟調整與轉型的新趨勢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調整和轉型步伐明顯加快，經濟運行呈現出一系列與以往不同的新變化、新特征，主要表現為：
一是經濟增速逐年回落。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間，我國經濟年均增長接近10%，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跡”。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2010年以來GDP增速從10.6%逐年滑坡至去年的6.7%，經濟運行正在經歷從未有過的長時間、大幅度調整。實際上，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永遠保持高速增長，我國也不可能例外。近年來經濟增速逐年回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經濟規模快速擴張以后經濟增長的難度明顯上升。去年我國經濟總量突破70萬億，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需要7000億的增量，這相當于5年前的1.5個百分點和10年前的2.5個百分點。去年以來在經濟增速回落的過程中，經濟運行由降轉穩、穩中有進的特征十分明顯，各種積極因素正在不斷積累，經濟增長逐漸接近“L”型的底部。“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有望穩定在中高速增長平臺上，從而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二是在經濟結構中消費、服務業占比大幅度上升。根據追趕型經濟體的一般規律，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后，投資率和工業占比將明顯下降，消費和服務業的貢獻則相應上升。我國投資增速已連續七年回落，從過去20%以上的增長下降到去年前11個月的8.3%;工業增加值增速回落已持續六年，從過去10%以上的增長下降到去年前11個月的6.0%。投資和工業增速大幅下降，也是近年來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的原因之一。與此同時，消費、服務業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增長勢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連續兩年超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服務業增速連續四年超過第二產業。在支出法GDP和生產法GDP構成中，最終消費的貢獻和服務業占比大幅度提高。2015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60.9%，去年前三季度進一步提高到71%;2012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5年占比首次超過50%，去年前三季度達到52.8%。總體而言，投資和工業驅動增長的模式漸行漸遠，而依靠消費、服務業增長和效率提升支撐的模式則越來越近。
三是經濟增長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資源和科技創新。李克強總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推動發展轉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資源和科技創新，既是一個伴隨陣痛的調整過程，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升級過程。由此可以看出，培育新增長動力和新競爭優勢，需要實現兩個轉變。一是從主要依靠人口數量紅利轉變為主要依靠人口質量紅利。2012年以來，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總量逐年下降，導致“民工荒”、“招工難”和勞動力成本上漲。在人口數量紅利不斷消減的同時，每年有超過700萬的普通高校畢業生和200多萬成人高等教育畢業生，人口質量紅利正在快速積累。二是從以引進、消化、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為主轉變為主要依靠科技創新。經過30多年的快速追趕，目前我國產業已達到跟隨、并跑與領跑并存的新階段，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空間大幅度縮小。未來將主要依靠科技創新，逐步改變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產品的生產上確立新優勢，提升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四是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加快成長。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持續壯大，居民消費升級呈現個性化、高端化、服務化的態勢。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生活性服務業向精細化和高品質轉變，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制造業由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近年來，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虛擬現實(VR)、智能制造等新技術加快孕育，在線醫療、在線教育、網約車等新服務迅猛成長，智能化家居、新能源汽車、綠色食品、旅游文化休閑等符合消費升級的領域保持較快增長。去年以來，機器人和新能源汽車產量大幅度增長，國慶黃金周旅游規模創新高，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持續提高。
五是樹立和落實發展新理念。長期以來依靠資源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和環境高污染來實現經濟高增長，這一發展方式必然帶來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當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外溢性，以及軟實力與硬實力不匹配等問題日益突出。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新理念。“創新”著力解決發展動力問題，依靠創新培養新的增長動力和競爭優勢，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協調”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依靠協調增強發展的整體性，促進持續健康發展;“綠色”著力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依靠綠色保護生態環境，實現永續發展;“開放”著力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依靠開放完善戰略布局，拓展發展新空間;“共享”著力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依靠共享實現共同富裕，使人民群眾有獲得感、幸福感。
增長階段轉換與再平衡
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我國經濟經濟增速持續回落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一些機構和部分學者對我國經濟發展持有過度悲觀的預期。如何正確地看待我國經濟的現狀和前景呢?
《增長階段轉換的成因、挑戰和對策》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3年確定的重大研究課題。課題組投入近兩年時間，系統、全面梳理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總結、提煉出后發國家追趕進程的一般規律，為觀察我國經濟提供了新的視角。在發展中國家追趕進程的不同階段，后發優勢的重點、蘊藏的增長潛力不同，從而帶來經濟增速、增長動力、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相應變化。根據國際經驗，結合我國實際，可以將后發國家的追趕進程區分為五個階段，即起飛階段、高速增長階段、中高速增長階段、中低速增長階段和增速回歸階段。如圖1所示。
在高速增長階段，市場需求空間大，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供應充分，價格低廉，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企業很容易組織并擴大生產;在增量擴能的過程中，基礎設施和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大幅增加，大量剩余或閑置資源被有效利用，生產率和人均資本存量快速增長;產業結構、消費結構、城鄉結構、出口結構快速優化升級。我國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高增長就是處于這一階段。
在中高速增長階段，基礎設施投資、居民消費、出口等需求增速逐步下降;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的難度加大、成本提高，生產要素供應緊張，價格顯著上漲;早期簡單外延式擴張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效率提高更多依靠模仿創新和行業內企業間優勝劣汰來實現。從當前經濟運行呈現出的新變化、新特征可以看出，我國經濟正處于從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高速增長階段轉換的進程中。
在追趕的后期，后發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水平進一步接近，大部分后發優勢已經釋放;傳統市場空間飽和，生產要素價格大幅上漲;企業開始嘗試前沿創新，通過創造全新商品和技術路線、構建新商業模式等獲取高額利潤，消化投入成本上升帶來的壓力，經濟發展相繼進入中低速增長階段和增速回歸階段。
上述五個階段的更替是漸進演化的過程。前兩個階段經濟發展更多依靠數量擴張，后三個階段則更多依靠質量提升。當然，就具體國家而言，能否成功實現各個階段的更替和演進，則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我國經濟增速回落符合后發國家追趕進程的一般規律，是從以數量擴張為主的高速增長階段向以質量提升為主的中高速增長階段的轉換，是追趕進程邁向更高水平、更高階段的體現，而不是追趕進程的終結。“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有望在曲折中完成增長階段轉換的任務，確立中高速增長階段新的增長平臺，并通過深化改革開放、轉變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等建立起新的平衡。
“十三五”時期面臨的挑戰和有利條件
有關研究表明，在1960年達到中等收入的101個經濟體中，到2008年成功翻越高收入門檻的經濟體僅13個。其中，大多數國家未能成功實現增長階段轉換，不同程度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少數幸運者，如日本、韓國等，在經過系統性經濟金融危機的沖擊后，市場主體被迫調整并逐步適應新的宏觀環境，在相對較低的增長水平上實現了新的均衡。如圖2所示。
為什么大多數追趕型國家在增長階段轉換期都會發生系統性危機呢?這主要是因為市場主體短期內難以適應宏觀環境的趨勢性重大變化。在高速增長階段，當出現周期性經濟下行時，由于市場需求擴張潛力巨大，企業可以通過自我調整等待下一輪高漲的來臨，熬過了冬天，春天自然會到來;銀行依靠信貸規模的不斷擴張，在資產價格大幅攀升的過程中可以輕而易舉地消化不良貸款;地方政府經營土地、加大基礎設施投資，起到經濟內在穩定器作用。總體而言，高速增長階段具有掩蓋、消化、吸收矛盾和風險的內在機制。
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后，潛在增長率明顯下降，原有景氣循環周期被打破，風險消化機制不再繼續有效，但市場主體行為并未及時調整。地方政府土地財政難以為繼，企業接受沉沒成本主動化解過剩產能的意愿不足，銀行為避免當期貸款損失會極力支持劣勢企業的生存和運轉，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下降，經濟活力不足。這些問題和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誘發系統性危機。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既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又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經濟金融危機的底線，其目標則是要在中高速增長的新平臺上保持穩定發展(圖2中紅線所示)。從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狀況看，隨著經濟增速逐步放緩探底，有可能進入各種風險不斷積累并集中釋放的時期。金融系統、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地方債務等風險點明顯增多，并可能交叉傳染，增大發生風險的概率。與此同時，國際經濟和地緣政治風險與國內風險因素相互交織疊加，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將延續，并出現向貨幣危機轉化的跡象，全球經濟呈現低增長、低通脹、高負債、高風險等特征，還將使我國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我國經濟減速，具有趨勢性和結構性特點，不同于一般的經濟周期波動。這種減速是內外發展條件和中長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也是我國實現發展方式轉變和打造經濟升級版的現實需要。同時，這種減速不會是斷崖式的，我國經濟仍有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多重有利條件。首先，從人均GDP看，我國只相當于全球平均水平的80%，尚不足美國的七分之一。這說明我國還是發展中的追趕型國家，經濟發展的潛力依然巨大，保持經濟穩定發展和持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仍是我國政府面臨的一項長期任務。其次，我國工業化、城鎮化任務尚未完成，地區差距和城鄉發展不平衡等問題突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體制機制尚未建立，改革開放釋放紅利的空間依然巨大。同時，2億多進城農民工需要轉變為與其他城市居民享有同樣權利的市民，6000萬農村貧困人口需要徹底脫貧，數百萬居住在城市棚戶區的居民需要新的家園，這都蘊含著巨大的發展空間。第三，我國擁有大規模、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能力，在航天、生物、新能源、信息技術等領域的創新能力不斷提高，新的競爭優勢正在逐步培育、形成。新優勢與巨大潛力相結合，一定會釋放出新的活力與動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有望如期實現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結構深度調整和新舊動力轉換的關鍵時期，如果能避免系統性風險，則中高速增長的階段性底部有望在近期出現，此后經濟增速會略有回升。“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可能呈現前低后高的走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有望如期實現。
從需求面看，出口在波動中保持低速增長。在加入WTO以后的十年(2002-2011)中，我國出口年平均增長23%，對拉動制造業投資、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促進經濟增長等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我國傳統的低成本、低價格的競爭優勢逐漸削弱，出口增速趨勢性變化引起的調整持續至今。2015和2016年，出口連續兩年負增長。隨著大宗商品價格逐步企穩，2017年后出口增速有望略有改善。消費增速呈小幅下降態勢。隨著經濟減速和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城鄉居民收入增速將有所降低，住房、汽車消費帶動的增長效應也在減弱。考慮儲蓄率較高、物價下行，以及信息、旅游、文化、健康等消費的持續較快增長等積極因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速回落幅度有限。投資仍將是主導需求變動的關鍵變量。2016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至個位數，且連續兩年低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幅。從發展趨勢看，房地產投資在經過近年來的調整后，增速將逐步企穩;基礎設施投資增長仍高于財政收入增長，但受回報率和融資模式限制，增幅逐漸放緩態勢難以改變;在房地產和出口帶動下，制造業投資和其他類投資有望在2017年后企穩并小幅回升。
從供給面看，由勞動年齡人口和勞動參與率共同決定的有效勞動供給，從2016年開始下降。受投資增速下降影響，資本形成的增速將進入個位數時代。在創新要素積累和結構性改革推進的支撐下，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開始止跌并出現小幅回升，成為供給中的積極因素。
綜合考慮需求面、供給面和中長期變化趨勢，在改革有序推進和風險可控情景下，基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DRC)季度模型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初步預計2016-2017年有望成為階段性底部。從增長動力看，消費、服務業和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明顯上升。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長將達到年均6.5%以上。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將比2010年翻一番，經濟總量超過90萬億元;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國民總收入接近高收入國家起點。未來五年，將積極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完成約1億人居住的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將分別達到60%和45%。經過五年的努力，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需要指出的是，年均經濟增長需要達到6.5%以上，并不是要求“十三五”每年經濟增長都達到6.5%以上，也并不是要求每一個地區、每一個行業都保持這一增速。經濟運行在高漲、衰退、蕭條、復蘇之間循環往復周期波動，只要5年平均增速達到6.5%以上，前低后高，退一步進兩步，并不影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同時，我國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大國。北京、上海等地區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達到70%以上，由服務業生產率增長總體低于制造業的規律決定，經濟減速不可避免。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的階段，經濟增速則可以達到更高水平。
“十三五”時期宏觀經濟政策取向
增長階段轉換的本質是實現供給、需求在總量和結構上的再平衡。國際金融危機后，需求側增速在宏觀管理下平穩回落，在結構升級中逐步接近新的均衡水平。供給側受高增長思維慣性、地方保護主義、國有企業和銀行市場化改革不到位等因素影響，調整速度緩慢，與需求側之間形成明顯缺口，如圖3所示。尤其是重化工業需求收縮力度大，產能過剩嚴重。由于大量過剩產能不能有效退出，供大于求導致競爭日趨激烈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持續負增長，企業利潤滑坡，債務負擔加重，出現了類似于大蕭條時的“債務通縮螺旋”。這一狀況表明，產能過剩已經成為經濟運行中的“惡性腫瘤”，必須痛下決心施行“外科手術”。
“十三五”時期，宏觀管理需要重視供給與需求的有效結合，在保持總需求基本穩定的同時，轉向以供給調整和結構改革為主，努力爭取圖3中的第三種情形。
需求政策的作用主要是保持總需求的相對穩定和適度擴張，防止經濟出現短期斷崖式下滑，為結構改革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同時，要注意避免在需求管理中進一步加重本已失衡的經濟比例關系。經濟下行既是挑戰，更是動力轉換和經濟轉型的機遇，要十分珍惜和緊緊抓住經濟下行中推進市場出清、資產重組和風險釋放的機會。有人建議采取大力度刺激措施，讓需求重新回到與供給相適應的水平，實現短期“V”型反彈，如圖3中的第一種情形。由于GDP規模、政策空間和運行機制已明顯不同于2009年，以及近年來宏觀政策的邊際效應持續遞減，需求增速已經不可能回到高增長的軌道。也有人建議政府放棄需求管理政策，則可能出現圖3中的第二種情形，經濟增速大幅回落和系統性經濟、金融危機難以避免。
政策著力點應放在加大供給側調整力度上，引導過剩產能(主要是違規、低效產能)逐步退出，充分發揮政府與市場的合力，促進兼并重組和優勝劣汰。供給側壓縮產量和減少產能，并通過結構調整、升級，達到與需求側相適應的新水平，市場出清和價格企穩，企業盈利能力逐步恢復，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得到改善，才能實現轉型再平衡。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的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包含以下要點：首先，從三次產業看，需要推動相關領域改革，以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和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制造業強國，加快服務業發展;其次，從當前面臨的突出矛盾看，要消除體制機制障礙，讓僵尸企業入土為安，促進實物資源、信貸資源和市場空間向優勢企業和新興產業集聚;第三，要深化改革，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促進供給結構調整，與不斷優化的需求結構，尤其是快速升級的消費結構相適應;第四，要推進供給改革創新，激發供給側活力，不斷創造出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以創造新的需求。
余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兼任辦公廳主任、中心新聞發言人、研究員， 研究領域：宏觀經濟區域與城市經濟改革等。
睿信方略堅持“注重實效 實現卓越”的服務理念，為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提供定制化課程、政策解讀、課題調研、干部培訓、邀請國家各部委專家學者進行授課等專業化服務。
睿信方略的核心優勢：通過定制化課程專注于為客戶提供系統培訓與咨詢業務解決方案。
我們和客戶一起，通過對學習過程中的問題不斷改進，幫助客戶實現既定學習目標與學習能力的持續、穩定、健康的提升。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復興路17號國海廣場D座27層
電 話：010-59706310
傳 真：010-59706315
值班電話：010-53354778
郵 箱：amc@amcorg.org.cn
免責聲明：本網站所刊登的文章、數據版權均歸原作者所有，不代表本網站觀點，若有疑義，請與睿信方略辦公室聯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