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經濟運行的積極因素在增多，增速企穩回升的態勢也比較明顯，但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問題依然比較突出，經濟下行的壓力和風險依然存在，企穩回升的基礎還不太牢固，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認識，并繼續努力，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
一、經濟形勢總體上呈現趨穩向好特點
可以從供給、需求、效益和預期四個方面來說明：
一是供給方面，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幅度在持續收窄，呈現企穩態勢。過去五、六年里，我國經濟增速一直處在回落過程當中，從2011年至2016年，GDP增速從9.5%一路回落至6.7%，但從各年回落的幅度來看，呈現逐年收窄，特別是從2016年四個季度的增長數據來看，前三個季度增速均為6.7%，而四季度為6.8%，企穩的態勢更加明顯。從實體經濟來看，企穩的趨勢也是明顯的。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速一季度是5.8%，二、三、四季度均為6.1%。
二是需求狀況明顯改善。消費需求方面，去年全國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4%，繼續保持穩定增長。與此同時，投資需求也呈現企穩趨勢。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1%，雖然增幅比上年回落1.8個百分點，但與2014年、2015年增幅分別回落4個百分點和5.5個百分點相比，回落幅度顯著收窄。外需方面，雖然受國際經濟復蘇乏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影響，全年出口按人民幣計算下降2.0%，仍未擺脫繼續下行的態勢，但從全年發展趨勢看，也呈現積極變化。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出口分別同比下降7.9%、0.8%和0.3%，而四季度為增長0.3%，其中12月份出口增長0.6%。
三是企業經營環境和效益狀況在改善。一方面，受需求回升和去產能等政策影響，工業品價格回升明顯。PPI環比于2016年3月份由負轉正，扭轉了連續26個月下降的趨勢；PPI同比于2016年9月份由負轉正，扭轉了此前連續54個月下降的趨勢，而后漲幅逐月擴大，12月份漲幅達到5.5%。目前，工業品價格總體上已回升至2015年1月份的水平上。另一方面，由于供給側結構調整各項政策的實施，企業綜合成本有所下降。比如，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52元，比上年下降0.1元。在這兩方面因素作用下，企業效益狀況明顯改善。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8.5%，而上年為下降2.3%；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5.97%，比上年提高0.19個百分點。
四是企業家的預期也在改善。從去年8月PMI上升到50.4%的榮枯線之上開始，PMI一直都處于50%的榮枯線之上。去年11月上升至51.7的高點，今年1月為51.3，雖比上月略有回落0.1個百分點，但仍然處于近幾個月的較高點。從分項指數看，1月份生產指數為53.1%，新訂單指數為52.8%，均連續多月處于擴張區間。
二、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還需進一步加固
當前，雖然經濟運行的積極因素在增多，增速企穩回升的態勢也比較明顯，但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問題依然比較突出，經濟下行的壓力和風險依然存在，企穩回升的基礎還不是太牢固，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認識，并繼續努力，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
為什么說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還不夠牢固呢？
這首先是因為，雖然企穩態勢比較明顯，但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尚顯不足。比如，投資需求方面，長期以來民間投資占全部投資的60%以上，是投資需求的主體，也是判斷經濟內生活力的最主要指標之一。雖然去年下半年以來民間投資企穩回升的態勢比較明顯，但民間投資增幅還處在低速徘徊的狀況。全年民間投資增長3.2%，比全部固定資產投資8.1%的增幅低了4.9個百分點。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全部投資增幅能夠達到8%以上，主要還是靠政府投資和國企投資的強力拉動。再比如，在基礎設施、制造業、房地產三大投資當中，與政府投資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長17.4%，與房地產市場回升密切相關的房地產投資增長6.9%，而與實體經濟密切的制造業投資增幅僅為4.2%，也比全部投資增幅低了近一半，也說明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相對不足。另外，在國際直接投資方面，也是有喜有憂。一方面，我國實際利用外資，在人民幣較大幅度升值的情況下，增長幅度僅為4.1%，而另一方面，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即使按照美元計算，增幅也高達40%以上。利用外資增長放慢和對外投資迅猛增長，既有我國發展階段變化、結構轉型升級及企業戰略調整等正常因素，也與我國要素成本上升、營商環境發生變化相關。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經濟增長內生動力需要加強的問題。培育和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促進新舊動力轉換與接續，是現階段引領經濟新常態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可以說，增長新動能是否真正形成，是否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主導作用，是判斷經濟是否具有企穩基礎的最主要因素。在內生動力相對不足的情況下，我們很難說經濟企穩回升具有穩固的基礎。
其次，經濟運行中存在矛盾和風險還有待于進一步化解。經濟進入新常態，除了要培育新動能，還要化解之前高速增長時期積累起來的結構矛盾，防控風險，促進結構優化升級，以便使得經濟能夠輕裝上陣。為此，去年黨中央確定了“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重點任務，并發布了一系列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應當說已經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效，但由于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化解結構矛盾、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及防控風險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一方面，部分傳統產業領域、部分地區、部分企業產能過剩、庫存過大、杠桿過高的問題依然比較突出，所取得的成果尚需要進一步鞏固，另一方面，“三去一降一補”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甚至累積了新的矛盾和風險，需要防范和化解。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是一個“瘦身”與“強身”并重的過程，當新的增長動能尚不足以發揮主體作用時，老產能就不可能順利淘汰。當結構矛盾依然突出，防控風險依然艱巨的情況下，經濟企穩就很難具有堅實的基礎。也正因為如此，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繼續把穩中求進作為經濟工作的總基調，并特別強調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其三，外部環境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當前我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國際經濟和貿易形勢的變化對我國經濟影響很大，當然，反過來也一樣，我國發展狀況對全球經濟影響也很大。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積極因素增多，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全球經濟貿易狀況的改善。對于2017年全球經濟狀況，總的看法是，可能會比去年有所改善，但改善幅度不會太大，同時面臨的不確定性及風險挑戰卻不可忽視。今年一月份以來，世界銀行、IMF、OECD、聯合國等國際機構都對2017年全球經濟和貿易趨勢做出預測。總體來看是謹慎樂觀，預計2017年比2016年會稍有改善，其中發達經濟體改善可能會大一些，而發展中經濟體改善小一些。但由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不可能根本改善，且面臨較大不確定性。一是發達國家面臨的深層結構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經濟很難從根本上走出低谷。二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以及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英國脫歐等事件的發生，也大大增加了全球經濟貿易增長的不確定性。今年一月外貿出口有比較大的上升，按人民幣計算增長15.9%。對此要保持冷靜，從過去的經驗看，我國外貿出口月份之間波動很大，是正常的，另外，今年的大幅增長與去年基數較低也有關系。因此，下一步趨勢如何，還有待觀察。
由于以上三個方面的原因，雖然經濟企穩的態勢是明顯的，但經濟回穩的基礎還不能說很牢靠，還需要進一步夯實和加固。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充分肯定一年來經濟工作成效的同時，也指出了當前經濟運行仍然存在的四個方面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一是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矛盾突出，二是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三是金融風險有所積聚，四是部分地區困難增多。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這四大矛盾和問題，不難看出，相對其他矛盾和問題而言，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是更具有根本性的，而其他幾個問題，特別是金融風險問題和部分地區困難問題，則不同程度地都具有衍生性，是由于內生動力不足引起的。反過來說，如果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問題能夠顯著增強，其他問題要么就會大大緩解，要么解決起來就會具有比較有利的條件。因此，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是下一步最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三、巨大的發展潛力有待進一步釋放
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首先需要我們對經濟增長動力問題有一個正確的理解。一國經濟增長動力的強弱，能以怎樣的速度增長，可持續性如何，等等，不是由某項因素單獨決定的，而是由一組條件所決定的。這組條件，可以大致歸結為三類：一類是供給條件，包括人力資源狀況、資源稟賦狀況、資金狀況、技術狀況等等；另一類是需求條件，這主要是由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所決定的，比如在發展早期主要解決吃穿問題，到了一定階段就需要解決住行問題，當住行問題基本解決之后，可能就進入生活質量的提升階段。顯然，滿足不同階段的需求對經濟結構的要求不同，對供給條件的要求不同，經濟的潛在增速也會不同。除了供給條件和需求條件之外，還有一類重要條件，就是經濟體制與政策條件。適宜的體制和政策環境，能夠促使供給因素和需求條件的有效對接，使二者相互作用、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促進增長的內生動力。換句話說，供給和需求條件決定了增長的潛力，而經濟體制與政策條件決定了這個潛力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釋放。如果體制和政策條件不能與發展階段要求相適應，那么再大的潛力也不能釋放，從而不能成為增長的現實動力。
近年來大量的研究都說明，無論從發展的供給條件還是需求條件看，現階段我國經濟仍然具有實現中高速增長的巨大潛力。只要我們能夠根據環境變化和發展實際，及時調整不適宜的政策，及時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著力構建新常態下支撐經濟增長的體制機制，就一定能夠促進增長潛力的充分釋放，就能夠為較長時期的穩定增長奠定基礎。
比如供給方面，我國經濟進入新階段，傳統比較優勢減弱，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傳統比較優勢的完全消失。比如勞動力成本方面，雖然我國勞動力成本高于東南亞、非洲等地區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但還是遠遠低于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而且現階段我國勞動力越來越呈現出高素質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但由于我國其他方面成本比較高，使得我國勞動力資源的優勢很難發揮。去年在地方調研時有一家企業說，他們在美國投資的生產陶瓷的分廠，其產品綜合成本比國內還低。低在什么地方呢？不是低在勞動力成本上，而是低在能源、資金、物流以及稅費成本上，這些方面美國基本上都比中國低。最近福耀董事長曹德旺先生接受媒體采訪，講到他們企業在美投資的案例，其看法基本類似，也是說除了工資成本外，其他成本美國基本上都比中國低，而要降低這些方面的成本，最根本的是要靠改革，靠打破壟斷，強化競爭。
還比如，現在鼓勵創新發展，而許多創新成果的應用是需要改革來提供制度支持的，特別是需要改革來創造市場需求環境的。比如通用航空，比如干細胞治療等新型醫療技術的應用等，沒有改革，創新很難得到市場的支持。在調研中不少企業都反映制度供給不足制約創新發展的問題。
再比如，投資需求方面，現階段我國城鄉投資需求依然是很大的，包括農村道路硬化、村容村貌整治、垃圾污水處理、農村危房改造、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城市地下管網改造等等。加大這些方面投資，既有利于補短板和改善民生，也有利于增強發展后勁，而且也有利于擴大需求和穩增長。但要充分釋放這些方面的投資需求潛力，涉及到投融資制度、農村建設用地制度特別是宅基地制度以及鄉村治理體制等方面的改革。如果這些改革能夠有效推進，就不僅能夠釋放出巨大的需求潛力，也能夠為這些投資需求提供比較充足和可持續的資金支持。但如果這些方面的改革不能深化，其潛力就很難實現。
再比如消費需求方面，現在一方面我國消費品生產能力過剩，產品供應充足，價格也相對比較低，但另一方面，我國居民每年要花1萬多億人民幣用在國外購物上，而且這個數字還在逐年增長。問題主要出在我們的產品質量、安全標準等難以滿足這部分消費者的需求。如果我們能夠在提高監管執法有效性方面取得比較大的進展，產品質量安全水平有顯著提升，也可以使這部分購買力回流。
現在社會上存在一種誤解，把新常態下增強增長新動力簡單理解為發展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簡單理解為是供給側的事情，這是不全面的。實際上，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新動能，既包括發展新產業、新業態，也包括傳統產業的提質增效；既包括供給側的結構升級，也包括需求側潛力的釋放，還包括通過改革和政策調整創造適宜的增長環境，釋放供需兩個方面所具備的增長潛力。應當說，這些方面的潛力都是很大的，都是新常態下需要著力開拓的領域。
四、進一步打牢企穩回升基礎需要綜合施策
針對現階段促進潛能釋放、增強內生動力、鞏固經濟企穩回升基礎的問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給出了方向性、原則性的政策。下一步的關鍵，就是要進一步細化這些政策要求，抓好政策落地，使之更具針對性，盡快取得實效。特別是要抓好以下相互聯系的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更加有效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年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過一年來的努力，應當說取得的成效還是比較明顯的。今年經濟工作會議，繼續把“三去一降一補”作為今年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去年工作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比較多地使用了行政手段，這在一定時期是必要的，但缺點是其效果的可持續性比較弱。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今年一方面要防止已經化解了的過剩產能死灰復燃，另一方面要更多地用市場、法制的辦法推動過剩產能化解工作。這為進一步做好去產能工作指明了方向。結構優化調整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市場優勝劣汰的過程。什么產能是過剩產能、什么企業是僵尸企業，并不是絕對的，更難通過行政辦法簡單認定，需要將政府作用與市場機制很好結合，需要用好政府和市場兩只手。政府工作的重點，主要應當放在嚴格執行環保、質量、安全標準，管好就業，管好系統性風險，其他的事情則應當更多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二是要更加有效地擴大內需。擴大需求，既涉及新動能的培育和壯大，也涉及傳統動能潛力的釋放，既有利于穩增長，也有利于為供給側結構改革創造環境和條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今年要適度擴大總需求，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所謂適度，主要就是不簡單采取大力度地大水漫灌式的需求刺激政策，因為那樣做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會使矛盾不斷累積，甚至延誤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所謂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為主攻方向，也不是不需要重視需求側的改革和管理。實際上，通過需求側改革釋放需求潛力，不僅不會與供給側改革相矛盾，而且能夠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比如，通過適當擴大民生、交通、水利、環保等方面的投資，補齊這些短板，不僅有利于穩定當前增長，也有利于為今后增長增添后勁，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再比如，通過改革或政策調整，為一些技術創新產品的市場化應用創造環境，不僅能夠激發這方面的需求潛力，也能夠為新產業、新產品的發展創造條件。還比如，通過提高食品等質量安全標準和嚴格執法，增強消費者對我國產品的信心，不僅能夠擴大這些產品的市場需求，也能夠倒逼這些產業的質量升級。
三是要更加有效地推進改革，促進各項改革舉措落地生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三中全會以來，各項改革全面推進，主要領域“四梁八柱”性改革舉措基本出臺，并且在不少領域取得了比較明顯的進展。但整體來看，改革的實際成效與黨中央的要求，與進一步增強內生動力的需要相比還有一定差距，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出臺的改革舉措比較多，而其落地情況、實際效果還不盡如人意。這既有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難度加大的問題，也需要改進推進改革的具體途徑和方式方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今年要按照統籌推進、重點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并確定了今年深化改革的三個重點，即國企改革、財稅改革和金融改革。不難看出，這些方面的改革都是硬骨頭，中央已就改革深化的方向和目標提出要求，下一步的關鍵，是要通過進一步的探索與實踐，盡快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形成共識，取得突破。比如國企國資改革方面，如何按照總書記提出的“兩個一以貫之”的要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如何按照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的要求完成兩類公司的組建，如何推動重點行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邁出實質性步伐，等等。此外，在改革的方法論上可能也需要進一步優化，比如，如何將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有效結合，如何把握和處理好依法依規改革與鼓勵大膽探索的關系，等等，也需要進一步研究。
四是要更好地調動人的積極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充分調動各方面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形成推動科學發展的合力。這抓住了當前增強增長內生動力的一個關鍵問題。不論是穩增長還是推改革、調結構，都需要充分發揮廣大干部的積極性。30多年來，我國的高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逐步形成的對各級干部很強的激勵機制。現在看來，這個機制在促進經濟高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對之必須進行改革，以適應新任務、新要求。但在改革中，需要處理好破與立、“堵后門”與“開前門”、約束和激勵的關系，以鼓勵真正干事創業的干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要按照“三個區分開來”的要求，要保護那些作風正派又敢作敢為、銳意進取的干部。只有這樣，才能把大家的積極性真正調動起來，把改革推向深入。
張軍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黨組成員、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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