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戰略布局高度領會全面從嚴治黨的新要求
（一）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黨中央逐步了形成了“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
2014年10月，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的要求，并在其他多個場合對如何全面從嚴治黨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
全面從嚴治黨，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同時又與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戰略布局緊密聯系在一起，是這個總的戰略布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學習貫徹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首先要把它放到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戰略布局中來認識和把握。
那么這個戰略布局是什么？十八大以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戰略布局已經逐步提出并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用總書記的話來概括，就是“四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這“四個全面”每一個都有一個逐步提出、日益明晰的過程。其中的全面從嚴治黨，改革開放以來，小平同志一再提出“黨要管黨、從嚴治黨”。1994年十四屆四中全會提出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2002年十六大和2007年十七大都提出了黨的建設的基本格局（也有叫戰略格局）。2009年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2012年十八大要求，要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并再次強調要從嚴治黨。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進一步提出了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的要求，并對全面推進從嚴治黨進行了部署，現在又直接使用了全面從嚴治黨的表述。
在逐個強調每一個全面的基礎上，2014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治國理政大思路的高度進一步對“四個全面”進行重要整合，明確提出了“四個全面”的概念，使“四個全面”成為一個相互關聯的有機整體。從現在公布的材料來看，在起草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過程中，中央對于文件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要體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三個全面”的邏輯聯系。所以，后來總書記在好幾個場合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包括在聽取民主黨派意見的時候，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對《決定》做說明的時候，還有11月份到福建考察調研的時候，都列舉了這樣“三個全面”。
進一步到12月份在江蘇考察調研的時候，總書記在“三個全面”后面又增加了一個“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這是在公開的報道中，總書記第一次把“四個全面”并提，由此“三個全面”就進一步上升成了“四個全面”。
這“四個全面”意味著什么，怎么來定位？
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研討班開班式上，總書記做了一個迄今最為明確的說明和界定。他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總書記明確肯定“四個全面”就是戰略布局，而且是第一次親自用“戰略布局”這個詞來概括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的總體框架，可見這“四個全面”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二）“四個全面”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基本思路。
“四個全面”的提出進一步展示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十八大以來治國理政的基本思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治國理政需要大視野、大思路、大戰略。尤其在某些重要的歷史節點上，有沒有一個科學的治國理政的大思路，至關緊要。思路錯了，就會把國家領錯方向；思路有毛病，也會產生很多消極影響。而思路正確，就能夠把國家引向興旺發達的未來。比如，當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的就是這樣的作用。1992年春，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也是在關鍵時刻把國家領向正確方向的關鍵抉擇。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遇到很多新的問題和挑戰。十字路口，各種思潮紛紜復雜，歸結起來實際上就是一個根本問題——中國向何處去？從十八大到現在，兩年多一點的時間，總書記已經發表了大量重要講話，這些講話大多具有開局的性質，實際是從不同角度回答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如何執政、如何治國、如何引領國家走向未來的問題。
這些講話逐步展示了習近平總書記對于治國理政的謀劃、思路、理念和藍圖。這些講話具有習近平總書記個人獨特的風格和特征，逐步展示和規定了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路徑，已經使黨和國家發生了很大變化，也在國際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在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煉出“四個全面”，并且親自將其定位為“戰略布局”，這充分說明“四個全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由于“四個全面”涵蓋的內容比較廣泛，而四個方面的主題也非常集中和鮮明。作為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至十八大以來最新確定的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更加清晰和集中地展現出了總書記對于治國理政的謀劃、思路、理念和藍圖，也為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開創新局面，提供了頂層設計和戰略導引，對于指導黨和國家的全部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各級領導干部都在不同的崗位和層面上參與治國理政。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必須服從黨中央的統一領導，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履行好自己的職責，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對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必須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并貫徹到各項工作中。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深化研究，“四個全面”剛剛提煉形成一個整體，所以還需要進一步由我們黨中央通過各種方式逐步加以探索，也需要我們深入加以研究。比如說“四個全面”與中國夢是什么關系？是將“四個全面”歸入到中國夢里面，還是將中國夢歸結到“四個全面”里面。還有“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與“五位一體”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布局是什么關系？兩者是從屬關系，還是并列關系；是互補關系，還是取代關系，等等。所有這些都需要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進一步加以思考和研究。從政治紀律和組織程序上來說，這由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自己決定。從根本上來說，還要由實踐的成效來檢驗，由歷史的發展來決定。
（三）充分認識全面從嚴治黨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
“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具體包含哪些內容，相互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整體上是一種什么樣的結構？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研討班開班式上親自做了說明。他指出：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個說明，清楚地界定了每個“全面”的地位、作用，也從總體上界定了“四個全面”相互之間的邏輯關系。
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來說，這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總目標。它包括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等一系列要求。主要指標是，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兩個數字都要翻一番。在此基礎上，還要在建黨一百周年時建成現代化國家。過去還有一個“基本”，叫“基本實現”。現在“基本”兩個字已經去掉了，就是實現，這樣要求就更高了。進一步，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樣三個連貫遞進的目標，構成了非常豪邁的中國夢。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向這樣的目標前進。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十分艱巨，需要我們做出更大的努力。
從全面深化改革來說，十八大規定的到2020年的目標，同時包含發展目標和改革目標兩個方面，報告的小標題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從邏輯關系上來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就很難實現。
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來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貫徹落實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重要內容，是順利完成各項目標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保證。
從全面從嚴治黨來說，在“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黨的地位和挑戰決定了必須全面從嚴治黨。總書記從歷史的全局的世界的角度指出，我們黨長期執政，黨的形象和威望、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直接關系黨的命運。在當前情況之下，又面臨著一系列重要的考驗。因此，我們就越要增強憂患意識，越要從嚴治黨，使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其次，其他“三個全面”都離不開全面從嚴治黨。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離不開全面從嚴治黨。因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也在黨。
全面深化改革離不開全面從嚴治黨。因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如何推進這樣改革，需要縝密的思維和科學的領導。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我寫了一本書叫《社會主義改革史》，當時我提煉出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三大規律。第一個規律是自覺有序性規律。社會主義國家改革之所以發展起來，首先是政黨認識到需要改革，這是自覺；然后是有序推進，如果無序了，就可能出亂子，會造成麻煩。第二個規律是整體性協同規律。各個方面的改革必須當成一個整體，相互之間協同逐步向前推進，如果搞亂了也不行。還有一個規律，叫周期性發展規律。這個就更復雜了，更麻煩了。從這些規律以及我們的經驗來看，推進改革，就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同時改善黨的領導，提高黨領導改革的科學化水平。
全面依法治國當然也必須由黨來領導。這個方面，總書記已經多次闡述相互之間的關系。從實際的工作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比如說法院要獨立行使審判權，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有一些案件是非常復雜的。比如說，金融詐騙案，還有非法集資案，像這類案件的處理，不是法院做出一個判決就萬事大吉了，背后要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利益關系，所以需要我們黨切實做好背后的深層次的各方面的工作，所以在這個方面確實也離不開黨。
第三，全面從嚴治黨也離不開其他“三個全面”。全面從嚴治黨滲透到其他“三個全面”當中，黨掌握著巨大的權力，只有正確地運用這種權力，才能實施正確的領導。那么黨的機體是否健康，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是否適應形勢和任務的需要，都關系著能不能正確地實施對其他“三個全面”的領導。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我們提高領導水平。黨領導改革，黨的自身建設也必須改革，并且提高黨對改革開放的科學化水平。黨領導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由此可見，在“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全面從嚴治黨占有重要的地位，與其他“三個全面”的戰略舉措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必須相互配合，相互協調，互相滲透，共同推進。
所以，在新形勢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首先要從治黨治國大思路的高度，全面領會把握“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把全面從嚴治黨放到“四個全面”的布局中來把握，正確處理全面從嚴治黨與其他“三個全面”的關系，堅持與其他“三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二、認識和適應新形勢下全面從嚴治黨的新特點
2014年12月19日，劉云山同志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指出，統籌偉大事業偉大工程，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是著眼于實現“兩個100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考量，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鮮明特點。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從嚴治黨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黨中央就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做出一系列部署，采取了一系列舉措。這種部署和舉措的基本內容仍然是多年來一直強調和堅持的五個方面的建設，但明顯的表現出了一些新的特點。這些新的特點是什么？我覺得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概括，但是最為集中的恐怕就在“全面、從嚴、治黨”這六個字三個詞上。
（一）全面
十八大以來黨的建設依然是全面推進，但這個“全面”有明顯的重點，也有明顯的特點，表現在哪里？
第一，以教育活動為抓手，全面落實治黨部署。從2013年6月開始，全黨自上而下分兩批開展了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教育活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解決了很多問題。教育活動本身是專項活動，但活動的內容其實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中央出臺了改進作風的一系列規定和措施，同時又在思想、政治、組織、干部等方面有了新的推進，實際上起了帶動作用。教育實踐活動本身是短暫，但活動的成果要能夠轉化為常態化的東西加以鞏固。所以，中央一再要求堅持力度不減，措施不松，不達目的不罷休，不改到位不收兵。在專項整治方面，中央確定了21項任務，要求盯住不放、一抓到底，還要求進行一次回頭看，殺一個回馬槍。實際上，2014年年終的民主生活會就已經是一個回馬槍了。
第二，以作風建設為引領，全面帶動黨風政風，社會風氣的凈化。十八大以后，中央制定“八項規定”作為突破口狠抓作風建設，制定了改進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很多制度規定。總書記強調，風清則氣正，氣正則心齊，心齊則事成。作風問題是腐敗的溫床，要結合實際，找準“四風”的具體表現，突出重點，加緊整改，盡快取得成效。所以，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以后，全國共查處違規問題六萬多起，處理干部八萬多人。作風建設抓得緊、抓得嚴，也抓得細、抓得快。所以，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強調了作風方面的一系列問題，要求包括控制三公經費，整治跑官要官，解決吃拿卡要，接受會員卡、商業預付卡，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各種節慶、論壇、招商會、國際會議，濫建樓堂館所，領導干部辦公用房、住房、配車、秘書配備、公務接待、警衛、福利、休假生活待遇問題，不贈送、不接受禮品的規定等等。非常細致，也非常廣泛。
狠抓作風建設，我們感覺到不僅是黨風政風發生很大變化，也帶動了社會風氣的巨大變化，甚至已經逐步深入到社會習俗的方方面面，使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說，生產方式。我到福建去，考察了沿海，漁民當時就反映說他現在整個作業都改變了，因為有些鮑魚、海參沒法賣，所以生產作業的方向就要調整，發生很大變化。其他的物流、某些消費品的生產都已經發生了變化。至于人們的生活方式，當然也一定發生變化。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整個社會風氣的變化。
第三，以懲治腐敗為重點，全面展示從嚴治黨的決心。2012年一上任，習近平總書記就表露決心。“奢靡之始，危亡之漸”。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并且他進一步表示，對一切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都必須嚴懲不貸，絕不能手軟。措辭嚴厲，振聾發聵。在不久后的十八屆中紀委二次全會上，總書記強調，“我們所說的不論什么人，不論其職務多高，只要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決不是一句空話。從嚴治黨，懲治這一手決不能放松。”
所以，十八大以后查處腐敗案件的力度和廣度都空前未有。僅副部級和軍級以上干部，就查處了76名。我算了一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大概是有10名，在全黨全國形成了強大的震懾。從被查處的這些干部自己所寫的悔過書來看，貪污問題之嚴重確實難以想象。中央巡視組反饋情況時用到的詞匯有：損公肥私，索賄受賄，貪污腐化，跑官賣官、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利益交易，利益輸送，紅頂中介，一家兩制，山頭主義，能人腐敗，小官巨貪，吃里扒外等詞匯。總書記甚至使用了駭人聽聞、黨將不黨、國將不國的重詞。查處這些案件，清楚表明了中央從嚴治黨的決心。
（二）從嚴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這是十六大就提出的要求。在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嚴”字上做了更多的文章。無論黨內黨外都能感受到十八大以來黨的建設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嚴”字。
一是要求從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些年來，在一些地方和單位，‘四風’問題越積越多，黨內和社會上潛規則越來越盛行，政治生態和社會環境受到污染，根子就在從嚴治黨沒有做到位。有些地方和單位看起來黨在管黨治黨，但沒有管到位上，沒有嚴到份上。”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總結大會上，總書記又強調，世間事，做于細，成于嚴。從嚴是黨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作風建設如此，黨的建設如此，黨和國家一切工作都如此。因此，必須堅持言必信、行必果，認認真真管，實實在在嚴。嚴字當頭，從嚴從實。要把緊箍咒自覺勒緊。
總書記還直接列舉了黨的一些不良現象，特別指出了“七個有之”，所以，在年底的民主生活會上，所有的領導干部都要求對著“七個有之”進行對照檢查。在填寫2014年度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表時還要填一個承諾書，保證自己所寫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
二是措施從嚴。嚴，不僅體現在要求上，更體現在一系列嚴格的措施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嚴治黨必須具體地而不是抽象地，認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實到位。因此，以最嚴格的標準、最嚴厲的舉措治理作風問題。堅持嚴的標準、采取嚴的舉措，重要節點一環緊扣一環抓。堅持問題導向,從細處入手,向實處著力,一環緊著一環擰,一錘接著一錘敲。對整改項目,實行臺賬管理,完成一個銷號一個。層層壓緊，上下互動。讓群眾參與，讓群眾監督，誠懇請群眾評判。加強輿論監督，注重對比宣傳，既發揮先進典型示范引領作用，又發揮反面典型警示震懾作用。特別是激勵措施，越來越嚴格，那么現在已經在這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
為了從嚴治黨，2015年還要制定從嚴管理黨員的辦法，還要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等。
三是查處從嚴。十八大以來，中央按照從嚴治黨的要求，“打老虎”、“拍蒼蠅”。從中央到地方的紀檢部門，查處了大量違紀案件和犯罪案件，查處的數量空前未有，查處的力度空前未有。總書記要求，一定要嚴格執紀，鐵面問責，將制度的籠子扎緊，架起制度的高壓線，劃出紀律的紅線。嚴要求、動真格，真實抓、抓真實。
在新的一年里，查處嚴，仍將繼續。中央要求，將繼續保持嚴懲腐敗的高壓態勢，重點查處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群眾反映強烈，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領導干部；重點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重要崗位領導干部中插手工程建設、土地出讓，侵吞國有資產，買官賣官、以權謀私、腐化墮落、失職瀆職案件；加大對群眾身邊腐敗問題的查處力度，特別是小官巨貪案件的查處力度；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加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2月1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還強調，做到利劍高懸、震懾常在,用最堅決的態度減少腐敗存量,用最果斷的措施遏制腐敗增量。
（三）治黨
這個里面不僅建黨，而且治病，所以叫治黨。
黨的建設歷來重在建制上，但是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黨內的消極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并在日益擴大。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揭露這樣一些病癥，要求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把黨的建設要求突出集中在“治病”上，一再要求全黨警醒起來，否則的話后果不堪設想，真有可能發生霸王別姬的事情。因此，總書記提出要猛藥去疴、重典治亂、刮骨療毒、壯士斷腕，以此表示從嚴治黨的勇氣，而且還說“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要抓住要害、集中發力、持續用勁，等等。
第一，建黨與治病應該說是辯證的統一。建黨是常態化的任務，治病是隨時隨地都可能遇到的事。只要有病就要治療，黨員干部有病要治療；黨本身在某一方面、某一機體生了病，也要治療，不管什么時候得了什么病，一定要下決心治療好。要治病更要防病，防病治病的根本措施還是要落在建制上，從各方面把黨建設好，得病的概率就將大大減少了，有病也能痊愈得更快了。所以，常態化的黨的建設，要把建黨和治病有機結合起來。
第二，落實治黨責任。總書記部署從嚴治黨任務，第一個就是要落實從嚴治黨責任。
從嚴治黨是我們黨的一貫要求，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更加強調治黨責任的問題。總書記指出，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不明確責任，不落實責任，不追究責任，從嚴治黨是做不到的。經過這些年努力，各級建立了黨建工作責任制，黨委抓、書記抓、各有關部門抓、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黨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但是，總書記也提到，“是不是各級黨委、各部門黨委（黨組）都做到了聚精會神抓黨建？是不是各級黨委書記、各部門黨委（黨組）書記都成為了從嚴治黨的書記？是不是各級各部門黨委（黨組）成員都履行了分管領域從嚴治黨責任？”所以，他認為“一些地方和部門還難以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所以，從嚴治黨，必須增強管黨治黨意識、落實管黨治黨責任，也要加強對各級黨委從嚴治黨責任的考核。到2014年底已有十幾個省區市開展了市委書記抓基層黨建工作的述職評議。
第三，治標與治本相結合。反腐治病既要治標，更要治本。多年來，我們黨逐步確立了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提出了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任務。那么這方面的關系，在未來的工作當中也需要進一步處理好。
2月1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深刻認識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意義，擔負起管黨治黨的責任。從嚴治黨，關鍵在治、要害在嚴。所以，全面從嚴治黨不僅是十八大以來黨的建設的重要特點，而且正在出現把這些特點固化為一種新常態的趨勢。“四個全面”已經成為戰略布局，戰略布局當然不會是臨時的，必然是一種新常態，所以全面從嚴治黨必然也是一種新常態。經濟建設正在出現一種新常態，黨的建設看來也在形成一種新常態，我們要敏銳關注這些新常態，主動適應這種新常態，科學完善這種新常態，積極推動這種新常態，使全面從嚴治黨作為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一個重要部分，不斷取得常態化的新成績。
三、切實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新部署
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從嚴治黨做出了專門部署，一共強調了八個方面：一是落實從嚴治黨責任，二是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三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四是堅持從嚴管理干部，五是持續深入改進作風，六是嚴明黨的紀律，七是發揮人民監督作用，八是深入把握從嚴治黨規律。
在去年的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劉云山同志就落實從嚴治黨要求布置了任務，要突出全面從嚴治黨這個主線，堅持思想教育從嚴、干部管理從嚴、作風要求從嚴、組織建設從嚴、制度執行從嚴，統籌推進黨的建設和組織工作各項任務，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供堅強組織保證。
這些部署和要求，有的是我們長期堅持，有的是最新提出的，有的是老課題，有的是新要求，有的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的還需要逐步進行探索，因此一定要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為指導，認真總結黨的建設的長期經驗，深入研究時代發展提出的課題，堅定地同時也是科學地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一系列的部署和舉措，不斷提高全面從嚴治黨科學化水平。
那么我覺得在這些部署當中，有幾個需要認真把握和深入研究。
（一）切實推進思想建黨，把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總開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建設要堅持從思想根子抓起,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
思想建黨，應該說是我們黨的建設的一個特點和優良傳統。
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農村，如何在農村條件下保持黨的先進性就成為黨的建設的一個新課題。所以，1929年12月毛澤東在起草《古田會議決議》的時候，提出了從思想上建黨的方針。古田會議的內容很多，一共有八個決議，《毛選》當中選的只是其中的一段，如果全面看一下那個《決議》，很有意思。比如說，《決議》里面明確要求，從黨內教育做起，從思想上建黨，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規定了“新分子入黨的條件”。最早，我們黨章黨綱對入黨的條件就是承認黨的綱領，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參加活動，就可以入黨。但是具體的條件是什么？古田會議提出來，頭一個政治觀念沒有錯誤的；第二，忠實；第三，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第四，沒有發洋財的觀念；第五，不吃鴉片、不賭博。后面兩個很具體，現在我們當然不會作為一個明確的黨員的標準，但是實際生活當中，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也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了，還是有這種現象，所以很有意思，很有針對性。《古田會議決議》還對如何開展黨員教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意見，并且具體規定了黨內教育的方法，比如說，黨報、簡報、編制各種小冊子、個別談話、批評、小組會議、支部會、黨員大會、政治討論會，參加實際工作等，決議里面列舉了十八種。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寫了很長一段，也是毛澤東同志自己寫的，就是如何解決黨員對開會不感興趣的問題。他分析了為什么不感興趣。首先，這個內容是不是大家關心的問題；還有這個事件是不是征求了大家意見；還有開會的時候是不是讓大家能夠深入展開討論；開會討論的東西如果最后不落實，大家也覺得沒意思。針對這些問題，當時在《決議》里面提出如何改進，一條一條對照，讓黨員開會有興趣，所以看看這些東西很有意思。
到了延安之后，我們黨的思想建設采取的措施就更多了，包括辦黨校、黨報、出版黨的教育課本有關材料，等等。像學校，延安時期，我們黨舉辦了各種學校和培訓班，比如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當然還有中央黨校。抗大在抗戰時期就培養出十萬多干部，陜北公學在四年當中一共培養出了一萬多名學員。至于延安整風那更是全黨干部受到了一次普遍的生動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育。在此基礎上，我們黨總結概括形成了“三大作風”。
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們仍然堅持思想建黨的原則，采取一系列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措施，取得了成績，當然也有一些教訓。
回顧和總結思想建黨的歷程，可以看出，思想建黨對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習近平總書記說，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嚴重的病變，“總開關”沒擰緊，不能正確處理公私關系，缺乏正確的是非觀、義利觀、權力觀、事業觀，各種出軌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難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動上就會散一尺。
思想建黨包含多方面的內容，需要我們全面把握。包括全黨要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求堅持科學的思想路線，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要求對全體黨員進行思想教育和理論培訓，提高其政治素質和黨性覺悟。要求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加強學習和思想改造，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切實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問題。推進思想建黨，就要統籌做好這些事情。
劉云山同志特別強調，加強思想理論建設，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最現實、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不斷深化對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學習教育。去年（2014年）在中央黨校已經舉辦了七期省部級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研討班，省以下也舉辦了一系列學習貫徹的研討班。今年的學習貫徹還將繼續推進，劉云山同志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按照思想建黨的要求，新的一年里，要繼續深入學習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學習總書記講話精神。要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黨史、國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和改革開放史的學習教育。要深入貫徹落實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制定具體的行動方案，推動領導干部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思想建黨必須一以貫之的堅持，同時也要辯證地處理好一系列關系。
首先，要處理好思想建黨與思想是非的關系。黨必須始終堅持正確的思想理論，不能用錯誤的東西來教育人，也不能用錯誤的方法來對待人。
二是要處理好看待思想建黨與黨內民主的關系。在加強思想建黨的同時，也要發揚民主，容許提出討論意見。
三是思想建黨要與制度建黨相結合。思想理論和思想覺悟都非常重要，但是無數的經驗教訓也證明，要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要切實解決黨內存在的各種問題，根本上還是要靠法治，要靠制度。
（二）切實推進制度建設，用科學完善的制度管事管人。
重視制度建設，是我們黨在經歷了種種艱難曲折以后，取得的深刻認識，也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經驗。小平同志說過：“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 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 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會走向反面”。
那么，現在我們的制度已經很多了，但是是不是已經完善了呢，恐怕還不能說非常完善，或者可以說正在走向進一步完善的過程中。為什么那么多的干部出問題，并且窩案一個接著一個，有的地方政治生態已經變質，甚至將好人變成了壞人。像廣東茂名、湖南衡陽、山西這類大面積的腐敗現象，個人有責任，同時還得在制度上找原因。事實證明，作風狀況腐敗程度都與人的素質有關，同時也與制度體制是否完善有著緊密的聯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嚴治黨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就必須繼續在改善制度和體制上下工夫，并且提高制度建設的科學化水平，堅持靠制度來治國理政，靠制度來管黨治黨，靠制度來堵住漏洞，靠制度來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2013年中央專門印發了《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4年9月又印發了《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實施方案》，確定了4個方面26項具體任務。中央要求要確保絕大部分舉措在2017年前基本完成，確保到建黨100周年時全面建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
制度建設，既有黨內制度，也有其他制度，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說要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調整資源和利益分配關系，減少政府和領導干部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要加強民主法治建設，提高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水平，減少煩瑣的程序和手續；健全干部考核評價任用提拔監督的各種制度，防止干部考察中的失真失查現象，加大對權力的監督力度，制定嚴格的規范，加大查處的力度，減少腐敗現象的發生。
制度不是稻草人，必須管用。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要搞好配套銜接，做到彼此呼應，增強整體功能。要增強制度執行力，制度執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制定制度要廣泛聽取黨員、干部意見，從而增加對制度的認同。要堅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執行制度沒有例外，不留“暗門”、不開“天窗”，堅決維護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堅決糾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為，使制度成為硬約束而不是橡皮筋。
劉云山同志還說，今后每年都要重點對一批黨內法規制度特別是新出臺制度的執行情況，開展專項檢查，力爭幾年內使制度執行不力的問題取得突破。
（三）切實推進法治建設，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制度建設的根本問題是要規范權力的行使，加大對權力的監督。
習近平總書記說，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在法治軌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則必然禍害國家和人民。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就是要依法設定權力、規范權力、制約權力、監督權力。所以，全面從嚴治黨必須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更加嚴格地對權力進行規范約束和監督。
當年有個美國記者問毛澤東：“你們辦事是誰給的權力？”毛澤東回答說：“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地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所以，新中國成立時制定的《共同綱領》和后來制定的《憲法》都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中國共產黨掌權執政,本質上是受人民的委托管理國家和社會。但在現有的干部制度下，領導者的權力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一級級組織考察、任命和授予。于是，有些人便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權力不是來自人民，而是來自某某上級，在權力的認識和使用上便產生了問題。從歷年查處的案件看，很多干部往往不懂得權力授受這些起碼的道理，對權力的認識嚴重扭曲。
權力會使人腐敗。這是大家都已經很清楚的，但是權力首先會使人心扭曲，這其實也是最基礎的。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權力如何使人心扭曲的現象和事例，這也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所以，對領導干部必須加強權力觀的教育，使每一個干部都正確認識權力是從何而來，掌握在誰的手里；正確認識權力是為誰所用，用來干什么的；正確認識權力是受到監督的；正確認識權力不是永恒，是隨時會被收走的。權力可以使用，切不可崇拜；權力只能當做為人民辦事的工具，切不可當做個人追求的目標。
除了教育，更重要的是推進法治建設，加強對權力的規范制約和監督。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以及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和180多項重大改革舉措。
四中全會還把“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明確地包含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內。強調依法執政，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這是全會的一個重要的新思想。落實好全面從嚴治黨的部署和要求，必須以改革精神推進黨的制度建設，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建制度、明法度、嚴約束，切實將制度治黨貫穿于黨建工作全過程，不斷提高管黨治黨水平。
習近平強調，每個黨政組織、每個領導干部必須服從和遵守憲法法律，不能把黨的領導作為個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擋箭牌。
那么，這個里面當然也有很多理論問題或者實際問題需要研究。比如說，權與法的關系一直是社會議論的話題。
推進法治建設就要辯證認識權與法的關系。有的人簡單地問權大還是法大。我覺得要具體分析，要分層次來看。從國家的最高層面來說，權與法是統一的，沒有權就沒有法，權是法的后盾，法是權的體現，權要通過法來行使，法要體現權的威力。在制定憲法和法律過程中，權甚至于比法還大一點。但是一旦憲法和法律確立，就成為權的法律淵源和依據，為了保證法的權威性和穩定性，權就要轉而在憲法和法律的規范下運行，權也就比法小了。對于具體的每一級黨組織和國家政權機關來說，所掌握的權力都有一定的范圍和限度，他們在執行法律和處理公務時都要有被授予的一定權力做后盾，但是這種權力絕不能超越于體現國家整體和長遠利益的法律之上，超過就會越權違法。對領導干部個人來說，無論職位大小都是受人民和國家委托來行使權力的，更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否則就是濫用職權。人們之所以提出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主要在于不少干部無視法律和濫用職權。所以，對具體的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來說，必須明確法當然比權更大。權要依法行使，而不能以權侵法，以權違法。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就是在司法領域對權力的一種約束和限制。
（四）切實推進紀律建設，嚴格遵守黨規黨紀。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加強新形勢下黨的紀律建設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在十八屆中紀委二次全會上，著重強調了政治紀律；在三次全會上著重強調了組織紀律。習近平總書記說，從已經查處的大量頂風違紀案件中可以看出，一些黨員、干部對紀律規定還置若罔聞，搞“四風”毫無顧忌，搞腐敗心存僥幸。因此，在紀律上還要進一步嚴起來。
紀律問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當中，特別是列寧創立布爾什維克黨的時候就非常強調黨的紀律，把紀律作為鐵的紀律。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建立的，并且在二大的時候，就正式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當然也遵循了共產國際的要求，高度重視黨的紀律。
從歷史上來看，我們黨歷來強調紀律問題。在還沒有正式成立黨的時候，蔡和森在跟毛澤東寫信，就探討了紀律問題，認為“黨的組織為極集權的組織，黨的紀律為鐵的紀律”。
1922年7月召開的二大，在制定的第一個黨章當中就專門設立了紀律一章，明確規定了九條紀律。規定得很細，而且也還是很嚴的。里面規定：黨員言論行動違背黨章，無故連續二次不到會，欠繳黨費三個月，無故連續四個星期不為本黨服務，留黨察看期滿而不改悟，泄漏本黨秘密等，犯有一條就可開除黨籍。
此后在革命斗爭的過程當中，我們黨又逐步地強調這樣一些紀律。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特點。總的來說，在民主革命時期，黨處于革命和戰爭狀態，黨的組織也基本上處于秘密狀態，斗爭非常尖銳，環境非常嚴酷，所以這個時期黨的紀律非常嚴格，甚至非常嚴酷，就像當時的中央特科（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以及蘇軍時期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都曾清洗了很多的叛徒，甚至一般的可疑人員。歷史大規模肅反，有的是必要，也有的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
1949年到1978年，黨開始探索執政條件下的紀律建設，建立起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進一步強化黨的紀律，也逐步形成了政紀法紀，取得了很大成績，當然也經歷了不少曲折。
1978年以來，黨恢復優良傳統，加強紀律建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不但統籌推進和改善黨紀政紀法紀建設，增強了黨、國家和社會的活力，也面臨著許多考驗和挑戰。
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黨面臨的形勢越復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要加強紀律建設，越要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確保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步調一致前進。全黨只有嚴明紀律、團結一致，才能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黨的紀律涉及黨內生活的各個方面，主要包括政治紀律、組織紀律、財經紀律、宣傳紀律、群眾紀律、保密紀律、人事紀律、外事紀律等。總書記強調了多方面的紀律。比如，他強調，請示報告制度是組織紀律的一個重要方面。領導干部要有組織觀念、程序觀念，該請示的必須請示，該報告的必須報告，決不能我行我素，決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隱瞞不報。請示報告不是小事，不要滿不在乎，這些年來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這個上面。他說，有的領導干部不知哪來的神通，辦了好幾個身份證，違規辦了因私護照甚至持有外國綠卡，有的有幾本港澳通行證，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國外去了，根本沒給組織上說一聲，沒把組織當回事！這些都要查，查出來就要處理，不搞下不為例。總書記強調的這些問題都有很強的針對性，我們要高度重視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嚴格執行。
認真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我們也可以發現，紀律對各個黨的發展作用是很復雜的，有時候是正向的，有時候也會出現一些負面的作用。為什么呢？這里關鍵就是要正確處理好紀律與黨的先進性的關系。當黨的路線、綱領、方針、政策正確的時候，紀律都起到正向的積極的作用。但如果我們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的時候，紀律就有可能使我們失去抵制錯誤的能力。這就說明我們既要強調紀律，但是更要強調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把黨建設得更好。如果沒有先進性，光有紀律，戰斗性可能很強，但是起的作用不一定是積極的；光有先進性沒有紀律，也沒有戰斗力；沒有先進性又沒有紀律，那就更沒有戰斗力。所以加強紀律建設，要始終以黨的先進性建設為主線，以黨的先進性建設帶動黨的紀律建設。
同時，我們還要正確認識和處理黨的紀律建設中的各種辯證關系，正確處理黨的紀律與憲法法律的關系，正確處理嚴明黨的紀律與尊重黨員主體地位的關系，正確處理對下級的要求與對上級的要求的關系，正確處理黨內不同意見與遵守組織紀律的關系。
（五）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切實解決好選人用人管人的問題。
全面從嚴治黨必須進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吏治腐敗是最根本的腐敗。十八大以來中央加大了反腐敗斗爭的力度，使黨的機體進一步凈化，深得黨心民心。
從查處的案件來說，多數都涉及到用人問題。有的本身就是用人上的腐敗；有的是對腐敗之人層層提拔，用到了重要崗位上。習近平總書記對這類現象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特別是還使用了“逆淘汰”這個詞，批評干部選拔中的逆淘汰問題，指出有的地方和單位，正派能干的干部不被重用，某些背倚權勢、締結關系、阿諛奉承的人，不干實事、做表面文章的人，不學無術的人、說謊邀功的人，卻大行其道。面對這種干部逆淘汰現象，心冷的心冷,麻木的麻木,得利的得利。
面對這樣嚴重的吏治腐敗問題，我們不能不深入思考這個里面有什么樣的經驗教訓。這些干部是怎么選拔產生的，為什么已有問題還能夠一路暢通。如果個別人的考察失真還能解釋，但出了這么多問題，還能說推薦、考察、遴選過程當中沒有需要改進的問題嗎？這些貪腐干部被查處，但這種逆淘汰現象已經造成了什么樣的后果呢？對整個黨風和這些單位的風氣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總結用人問題上的經驗教訓，最根本必須從源頭上思考和回答到底為什么用人、用什么樣的人、怎樣用人的問題。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建了幾十年，回過頭來要思考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黨也要回過頭來重新思考，我們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當然發展也有一個我們要怎樣發展的問題。同樣，用人其實也要思考為什么用人、用什么樣的人、怎樣用人。
任何國家在一定的制度基礎上，都需要有人來治理，要把國家治理好，就必須遴選任用一大批好人、能人、適當之人，高明之人，在各個崗位上分兵把守，履行職責，共同把管理社會、推動發展、保衛國家的各種事務辦好。用人的最大目的就是把國家治理好，一切都要輔佐于這個最大的目的，為此就應該排除掉不相符的動機和考慮，不能因為搞權錢交易而用人，不能為了對親戚、朋友、同學、戰友給予照顧用人。總之，不能把領導之位當作肥缺用來照顧、獎賞、安慰特定對象。如果偏離選人、用人的最高目的，直接會造成用人不公，眾人不滿。長遠的影響是降低治國理政的水平，損害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在這方面總書記也講了很多道理，也舉了很多例子。
總書記還強調，能否正確用人，有著重大的導向作用。他說，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選什么人就是風向標，就有什么樣的干部作風，乃至就有什么樣的黨風。所以，一定要掌握用人的標準和導向，要使德才兼備的干部得到褒獎和重用，使好大喜功弄虛作假的干部受到批評和懲戒，要特別注意提高選拔任用干部的公信力，堅持準確地了解干部、公正地使用干部、科學地配置干部，鼓勵干部正派做人、實在干事，要通過健全完善科學的機制和制度，使廣大黨員和領導干部永葆蓬勃朝氣、昂揚銳氣、浩然正氣。
全面從嚴治黨，重點是從嚴治吏。一是要從嚴把好選人用人關，二是要切實加強對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監督，三是始終突出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這個重點。根據工作安排2015年要全面推進平時考核工作，加強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監督，制定實施推進干部能上能下的暫行規定，及時調整不稱職和不勝任現職的領導干部。繼續開展“吃空餉”、檔案造假、超職數配備干部、領導干部在企業違規兼職等專項治理，加強對干部八小時之外的監督，嚴格執行省部級干部生活待遇，干部問責復出等規定。在縣以下機關實行公務員職務和職級并行、職級與待遇掛鉤制度。根據國企改革新情況，理順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管理體制。
李忠杰：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馬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曾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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