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二元經濟體，為解決好“三農”問題，需要在廣闊的國土上積極穩妥推進農業產業化，配合新型工業化、合理城鎮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所以在“十三五”這一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決勝階段，實施扶貧攻堅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的舉措，需要大量供給端的支持。考慮到新常態下對應的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為了有效促進這一轉變，還必須堅定不移的貫徹走創新型國家之路，科技創新又需要管理創新、制度創新打開其空間——在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我們別無選擇，必須支撐全面改革，包括墊付必要的轉軌成本。另外在區域協調發展、國防建設等等方面，我們仍然需要投入可觀的供給端要素。所以在我們已經形成的現階段宏觀政策搭配的基礎上，應該堅持適當擴張需求的同時很清晰地在供給側發力，有所區別地對于“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深化改革等問題，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進機制創新改進。這種供給管理是加強我們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增加國民經濟中有效供給和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而且是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環境建設的客觀需要。這方面做出的努力，只會改進而不會惡化總供需平衡狀態，只會有利于維護“又好又快”的發展局面，而不會助長下一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
現在，中國經濟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確實是大家已經在擔心的通貨緊縮壓力。但我們只有特別注意區別對待的“有效供給”，把供給管理擺在長期視野中，才能增強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的后勁，才能在防范通縮的同時打造引領“新常態”的經濟升級版。所以，就必須更多地對供給側結構問題加以強調和優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從哪些重點領域加以實施
第一，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優化實施人口資本戰略。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五中全會中明確地宣布人口政策進一步調整，在“單獨兩孩”政策宣布之后，五中全會又進一步推到“放開兩孩”。以后還可以進一步地考慮在動態優化過程中，進一步把人口政策適應于人口結構化中長期發展需要。這方面的思路，應該是將“以計劃經濟重點針對體制內人群的人口控制”過渡到“以整個社會全面優生和提高人口質量為核心的人口戰略”，同時進一步改寫“以教育和提升創新能力為核心”的人口資本戰略。
第二，積極審慎地推動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流轉制度，涉及大量的不同意見的爭論和提出我們主要的意見建議。我們特別看重，從長期來看，在可做的促進農村集體土地流轉等這些必要改革措施之后，有可能借鑒深圳特區的經驗，最后對接到遠景上“國有平臺，整合分類，權益求平，漸進歸一”的境界上去。現實生活中，深圳的經驗又不能草率、簡單地在別的地方馬上仿效，但從把土地作為一個極為重要、非常關鍵的生產要素的確權和流轉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心存一個長遠目標，對接到一個真正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長久運行的狀態上。我們在這個方面已提出了可以展開的一套意見建議。
第三，應該全面實施金融改革，積極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實體經濟。在利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已經無法回避一些帶有決定性、關鍵性的改革舉措。雖然還有不同意見的爭議，但是總體來說，大勢所趨之下推進改革應該積極地掌握，這樣才能解除金融抑制，把金融多樣化的改革進程對接到支持中國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這種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直接關系到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切實以改革為企業經營創業活動松綁、減負，激發微觀經濟的活力。大家都在注意，從自貿區為標桿的、進一步的簡政放權、降低門檻、負面清單、打造高標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以及社保按照五中全會明確的“把基本養老保障統籌提到全社會層次”，同時要調整整個稅費體系、降低企業實際負擔，等等，有很多可做之事。這些改革是通過問題導向在制度供給方面發力，來使企業經營創業活動進一步得到“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環境和條件。
第五，實施教育改革和創新驅動戰略。只有這樣才能培養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設創新型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