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光大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曾任中信證券全球研究部主管及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巴克萊資本(Barclays Capital)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
2017年中國經濟類滯漲的特征會更明顯，中國將開啟金融周期下半場的調整，其路徑可能與其他經濟體不同，但終究會殊途同歸，房價下調難以避免。
彭文生預計2017年經濟增速前高后低，全年或為6.5%，低于2016年的6.7%。預計2017年CPI通脹兩頭高、中間低，全年平均或達2.6%，PPI通脹高點或破6%，全年平均或破4.5%。
他分析說，2017年“類滯脹”態勢更明顯，“滯”源于金融周期上半場中，地價攀升增加企業成本，地產與金融過度擴張拖累潛在增長，以及地產投資帶動高污染行業，加劇資源約束。土地因時間和空間上的固定性，其價格上升帶來的超額利潤只能靠增加其他行業的運營成本來消化，從而制約其他行業的產出。房地產和金融業因超額利潤而吸引大量資源，不少企業“不務正業”涉足地產開發，結果是資源錯配拖累潛在增速。城鎮化疊加金融周期，房地產投資對高污染行業的拉動愈發明顯，惡化環境、抑制供應。
房價與信貸的順周期性通過直接與間接渠道影響物價，尤其有一個隱性通脹轉為顯性通脹的過程。用房租衡量居住成本導致CPI低估，房價攀升體現為隱性通脹，但房價推高內部實際匯率（非貿易品與貿易品價格之比），增加制造業成本。這會削弱貿易品競爭力，加劇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推升國內價格，導致隱性通脹轉為顯性通脹。環境污染通過減少供應、增加治理成本兩個環節增添價格上升壓力。
相對于“緊貨幣”，“緊信用”更有必要。從中期來看，結構性改革才是出路。“緊貨幣”（提高利率）加結構性改革是美國應對70年代滯脹的策略，但由于金融周期是我國“類滯脹”的主要原因，加強審慎監管、實現緊信用（銀行信貸緊縮）更加必要。與“緊貨幣”相比，“緊信用”更具針對性，也會導致違約增加，促使信用債利率上升。但如果信用繼續擴張，通脹壓力上升將迫使貨幣政策緊縮，無風險利率上升，最終也導致房價調整、信用緊縮、信用債利率上升。要促使金融周期轉向，還需要結構性改革，其中公平導向的稅制改革和建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尤其重要。
彭文生認為，中國將開啟金融周期下半場的調整，其路徑可能與其他經濟體不同，但終究會殊途同歸，房價下調難以避免。美國的調整方式是房價下跌，信用緊縮，需求和供給端同時調整，過剩產能一次出清，沒有明顯的通縮壓力。日本是房價下跌，但維持銀行信貸，需求下滑，而供應端調整不力，通縮壓力較大。中國的路徑似乎不一樣，政策努力推動“去產能、去庫存”，但房價反而上升，也就是調整供應端的同時，維持需求。如果去產能效果明顯，未來一兩年的通脹壓力將超預期，貨幣政策將被迫緊縮，結果是房價下調終究不可避免，金融周期進入下半場。
此外，彭文生認為，增加人民幣彈性有利于匯率隨經濟和金融周期的波動而變化，是穩定經濟的載體之一，也有利于應對外部沖擊。要增加匯率彈性，除了匯率本身的機制安排以外，通過宏觀政策促進金融周期下半場的調整也是必須的，包括房地產去泡沫、金融去杠桿、結構性改革等。
來源：中國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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