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華慶，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和康奈爾大學法學院博士后，斯坦福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以“理性之思想，自主之精神”為座右銘，探索有趣的理論問題，偶有所得。著有《論共同自由》、《第三次變革》、《實效主義》和《合同法基本原則的博弈分析》，譯有《法律的經濟分析》、《美國實用工具主義法學》和《博弈論導引及其應用》。即將出版專著《論共同自由》、《科斯方法論》和《直覺主義邏輯的語義基礎》。
價值是主體賦予某個客體、事件或者觀念以積極意義。按照通常的定義，普世價值是指那些超越國家、民族、宗教和時代，為所有人或幾乎所有人賦予某個客體、事件或者觀念的積極意義。普世價值是實證性的嗎?假設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到底包括哪些應該全人類民主投票決定，而且應該每隔一段時間就投票一次，如此一來我們永遠只能說過去和現在的普世價值，不能談論未來的普世價值，也就不能說普世價值是超越時代的。我們常常說基于理性或良知來推斷出普世價值，理性和良知本身就是規范概念，所以普世價值不是實證性的而是規范性的。所有的規范總是具有適用范圍，最廣泛的規范適用于超越時代、種族和地域等等約束條件的所有人，最狹窄的規范只能適用一個人，中間狀態可以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一個時代、一個階層或者一個團體等等。最廣泛的普世價值可能存在，而且一定是非常基本的價值,比如對于生命的尊重，諸如此類關乎人類基本生存和延續發展的取向;而絕大多數的“價值”都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
2014年2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幾乎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3月4日發布了2014版《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提出包括“在國內乃至全世界對普世價值觀的尊重”的四項國家核心利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包含3個層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而美國所標榜的普世價值包括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等內容。
從中美這兩個目前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所倡導的價值來看，它們的價值取向非常接近，而表述方式卻差異很大。請注意，中國用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就是說，我們所倡導的價值觀是適用于社會主義中國的。美國的表述是：“在國內乃至全世界對普世價值觀的尊重”，美國人要的是全世界都“尊重”它的價值觀，其隱藏的話語是：1、我們的價值觀是全世界最好的;2、我們的價值觀是適用于全世界的;3、如果你們不照搬我們的價值觀就是不尊重我們那就等著吧!
我們可以接受別人的價值觀，但應該是自愿的接受。價值常常是因時、因地、因人的，多數價值都是個性化的，中國有中國的價值觀，美國有美國的價值觀。最基本的價值可能是“普世”的，但也是得到人們所認同的，而不是強加的。為什么西方學者和政治家們拼命向全世界兜售普世價值?而看上去他們所說的價值和我們所提倡的并無二致?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標榜自己是專制、政憲、奴役人民、踐踏人權的，每一個國家都向往自由、民主和人權，哪怕現實中他們還做不到。那么，為什么他們還要極力鼓吹這些人盡皆知的東西呢?
問題的答案是：他們真正想推銷的并不是普世價值，而是“普適制度”!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真正要輸出的是他們的政治制度，他們并不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理想(普世價值)不滿意，而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政治制度不滿意，他們要輸出的是他們現在的制度(普適制度)。有了普世價值這個光環，美國連采取暴力干預他國內政的方式都變得有理可據了;而且，有了普世價值這個噱頭，他們說得好像比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家們更愛自己的國家，更希望這些國家發展得更好。而實際上，我們知道，資源是有限的，今天的地球人仍然是首先劃分為國家的，而國家的存在首先是自利的……。
普適制度：有沒有普適的制度?
一個窮人去了一次富人家，窮人羨慕富人的生活方式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面對窮人，富人可能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富人希望窮人過上像自己一樣的生活并幫助窮人找到一個方法去實現;另一種是，富人開始指責窮人，你為什么不用抽水馬桶呢?為什么還要用煤爐這種污染環境且低效的工具呢?你應該立刻實行嚴格的八小時工作制，少吃多鍛煉，嚴防脂肪肝，等等。窮人開始暈頭轉向，而事實上，窮人還營養不良呢!不同的窮人去了一趟富人家之后的態度也不太相同，有些窮人回家后發憤圖強想辦法要趕上富人家的生活，而另一些窮人回家后怨恨自己的父母沒有能耐，認為采納富人家現在的辦法就可以致富，于是就造起反來。富人常常支持后一種窮人，因為這種窮人富起來就是自己的小兄弟，在富起來的過程中也總是仰仗富人，往往也富不起來，那就一直要仰仗著了。這就是和平演變的路數，事實上的結果都是窮人家遭殃，富人家得利。歸根結底的癥結在于后一種窮人不知道富人是怎么從窮人的狀態富起來的，以為采取富人現在的方法就可以富起來。
西方宣揚普世價值的真正危害在于他們強制要求發展中國家采納他們現在的政治制度，他們忘記了他們曾經是通過梯子一個一個爬到現在的位置，現在他們將梯子踢掉，要求發展中國家蹦上來，結果很可能發展中國家摔死了。這正是韓裔英國經濟學家張夏準的研究告訴我們的。張夏準認為，發達國家對其現在采用的“先進制度”感興趣，因為這些制度對于他們自己有利。發達國家宣揚是這些“先進制度”讓其富裕自由起來的，他們要求發展中國家采用那些他們從來也沒有在發展階段所使用過的“先進制度”，他們有意或無意地“踢開梯子”—發達國家在以往的發展道路上已經爬過的行之有效的梯子—其最終目的，就是不讓發展中國家超越他們。發達國家把發展中國家既不需要又負擔不起的制度強加在他們身上，嚴重傷害了發展中國家。美國的格蘭特總統時期，英國已經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美國則剛剛走上工業化道路，英國要求美國打破關稅壁壘，走自由貿易之路。格蘭特總統斷然拒絕了這一建議，他說，我們現在還不能采取自由貿易政策，但當我們成為發達國家之后就會采取。從這里可以看出，美國并非一直推崇自由貿易，當自由貿易對其有利之時才欣然接受自由貿易制度。
問題的根本在于普世價值與普適制度的區別。普世價值意味著人類所共有的一些基本目標是相同的，但這是否意味著不同主體都要選擇相同的道路和制度去實現這些目標呢?回答是否定的。由于不同主體的起點或約束條件不同，其實現普世價值的道路應該是不同的，制度的選擇也應該是不同的。比如說，張三和李四都想去廣州，但是張三在深圳，李四在北京，他們不可能走同一條道路和采用相同的交通工具;張三和李四都想去廣州，起點都在北京，但是張三是老板，李四是學生，其道路和交通工具也不相同。當然，張三想去哈爾濱，李四想去廣州，他們更不可能走同一條道路采用相同的交通工具。制度，就相當于交通工具;道路，就是從起點到目的地的路線。只有在目標、起點和約束條件完全相同的情況下，道路和制度才可能相同，而只有在道路也相同的情況下，制度才可能在不同主體之間復制。現實中，目標、起點和約束條件完全相同的情況幾乎不存在，所以，普適制度基本上也不存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是發展中國家所向往的，然而發展中國家的起點一般比較低，發展中國家應該是多學發達國家曾經在他們相同的發展階段時所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而不應該學發達國家現在正在采用的所謂先進制度。
美國常常有意混淆美國制度與美國價值、西方普世價值和普世價值的關系，我們慢慢地也不自覺地認同這樣的等式：普世價值=西方普世價值=美國價值=美國制度。如此一來，爭論中的混亂就發生了。混亂之所以發生的另一個原因是有些名字既可以說是價值也可以說是制度。例如憲政的原初涵義是憲法下的政治，追求的是國家的長治久安，美國采取的多黨競爭和三權分立制度只是美國實現自身憲政的具體制度，并非憲政價值的必然制度選擇。再如民主。民主本身代表“主權在民”的價值，即“人民做主”，與貴族做主和皇帝或國王做主相對應。民主的實踐表現為一種具體的治理制度，例如美國的總統制、英國的議會制，這些制度都具有精英和大眾相結合的特點，只不過結合的方式和程度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所倡導的民主從“主權在民”的理念到實現普選民主制度都走過了漫長的歷程。1791年，法國有2700萬人口，享有選舉權的只有400萬男性公民，直到1944年，法國婦女才享有選舉權。在英國，1832年議會改革以前，有選舉權的公民只占總人口的3.1%，改革之后，選民人數也只占4.5%。1885年，英國男性公民才有普選權。1928年，英國婦女才獲得普選權。再看美國，建國初期選舉權一直有財產限制。直到1860年，所有州才取消了對選民的財產資格要求。美國各州的婦女，無論婚否或是否擁有財產，都沒有選舉權。到1860年時，只有在五個新英格蘭州，黑人才能與白人在同等條件下行使選舉權。直至1870年，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才規定禁止各州以種族為理由阻止公民行使選舉權。1920年選舉中的性別歧視才被禁止，1964年選舉權才不受納稅額限制。從民主的價值到具體的民主制度需要考慮很多具體的因素從而建立合乎自身的、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普選制成功的前提是絕大多數公民都具有選擇領導人的理性和經濟獨立，這依賴于經濟發展和教育普及，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直到今天都并不具備這個條件，所以發展中國家應該將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上，而不應該一開始就采用美國式的普選制民主。
發展中國家學習發達國家的制度時必須認識到，西方發達國家現行的很多制度要解決的是現代化之后的問題，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主要的目標是如何實現現代化。西方發達國家是要減肥，而我們是要增肥。減肥藥對胖子很有必要，但如果營養不良的人也吃就會死掉。制度的好壞猶如穿衣，關鍵在于合體，也就是說，制度本身要與目標、起點和約束條件相符合。制度無所謂先進與否，而在于合適與否、實效如何，能夠有效實現目標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很多學者看到某個國家某個時期的成功制度以及它帶來的成功結果，就忘記了這些制度起到實效的條件，而將其當作普適的、放之四海皆準的。實踐證明照搬他國制度的后果是嚴重的。在發達國家是個寶的先進制度常常在發展中國家變成了草。西方主要國家曾經先后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推動“顏色革命”，導致這些國家政權更迭，結果是這三個國家政治動蕩、經濟持續衰退。2010年底開始的阿拉伯之春，西亞和北非的阿拉伯國家發生一系列以“民主”為號召的反政府運動，波及突尼斯、利比亞、也門、埃及等國，多國政權被推翻。但僅僅過去兩年多時間，“阿拉伯之春”已變成“阿拉伯之冬”：政治動蕩、社會混亂和經濟凋敝。
一百多年來的國際政治實踐表明，在一個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會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共識，并在此基礎之上推動符合民情國情的政治變革，而是把解決一切問題的希望都寄托于采取發達國家的“先進制度”，則其成功概率很小。僅僅政治變革只會使民眾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而政府永遠滿足不了這些期望，結果期望轉變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壞力的失望，從而使社會陷入動蕩，經濟走向凋敝，甚至整個國家都可能走向解體。(參考張維為：《從國際政治實踐看“普世價值”的多重困境》，載《求是》2013年第20期)
價值自信與制度自信
面對西方發達國家倡導普世價值觀時，我們曾經熱情擁抱，也曾經惶恐不安，甚至于否定權利、憲政、人權保障等普世價值，這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現。
每當西方發達國家推廣他們所謂的普世價值時，理性而自信的態度是首先自問：我們認同這些價值嗎?不同主體的價值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例如自由的價值、民主的價值、法治的價值就得到了我們的認同，是我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部分。有些價值可能是我們不認同的，例如美國人認為機會平等就行，而中國人可能希望結果更平等一些，此時我們不能因為美國有這樣的價值我們也一定要有這樣的價值。每個主體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存在，每個人都有理由做自己的夢。中華民族的有些夢可能與美國夢相同，有些夢可能不同。夢想相同我們不必喜，夢想不同我們也不必憂。
不同國家的價值不同，制度自然可以不同。當我們的價值與西方發達國家相同的時候，我們的制度也完全可以與他們的現行制度不同，因為我們的起點可能不同、約束條件可能不同。制度的好壞在于能否實現目標，對制度的自信來自于其實際效果。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前一句話決定了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后一句決定了社會主義的全面現代化內涵，我們可以說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現代社會主義。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共自十八大就提出了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些都表明我們非常認同法治、民主、平等、自由、公正、愛國等現代價值，也就是說，我們都接受這些普世價值。同時，我們也特別強調我們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我們的法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法治，我們的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種強調并不表明我們崇尚的價值與西方發達國家價值的區別，而是表明我們所采取的制度可能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我們所有的制度都應該圍繞主體中國來創立，能夠有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制度就是好制度。
我們每個人是社會中的人，中國是全球化下的中國，我們需要自信，也需要他信。當我們的價值獲得其他人或者國家的認同時，我們也完全可以主張普世價值，然而我們知道不同國家實現這些價值的制度可能千萬條，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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