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敏，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曾任研究局宏觀經濟處處長、副巡視員等職。
2012年我國領導人在G20墨西哥峰會上發出了發展普惠金融的倡議，標志著普惠金融逐步進入我國政策框架。隨著G20中國峰會召開，普惠金融已成為我國金融監管和從業人員廣為關注的議題。但大多數人對普惠金融還比較陌生，本文從其歷史、現狀和未來發展路徑出發，力圖對其內涵也加以描述。
普惠金融發展現狀
從歷史視角出發，國外的普惠金融從內涵發展到概念形成已經歷了數百年，總體可以歸納為“小額貸款—微型金融—普惠金融”三個階段。
小額貸款始于15世紀，意大利天主教堂為抵制高利貸，成立了典當行，服務社區窮人。18世紀初，愛爾蘭建立貸款基金體系，重點向沒有抵押的貧困農戶提供小額貸款。19世紀，歐洲出現了一些規模更大、更加正規的儲蓄貸款機構和信貸合作社，致力于向鄉村和城市貧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務。
微型金融始于20世紀70年代，當時孟加拉鄉村銀行等機構成功的運營模式被世界各國仿效，并逐步推廣到保險、匯款、信托等金融領域，由此產生了微型金融。
2005年，聯合國正式提出了涵蓋微型金融，但內容更為廣泛的“普惠金融”概念，“普惠金融”譯自英文“Financial Inclusion”，它的基本含義是：能夠以可負擔的成本，有效、全方位地為所有社會成員提供金融服務。從其內涵來看，普惠金融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普惠理念，其實質是信貸和金融融資渠道等的公平性問題。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享受金融服務的權利，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只有這樣才能讓每個人有機會參與經濟的發展，才能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二是與金融有關的各方面創新。為讓每個人都獲得金融服務，應在金融體系內進行制度、機構和產品等方面的創新。三是社會責任，普惠金融擔負著為傳統金融機構服務不到的低端客戶，如中低收入者、貧困人口和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
今年以來，普惠金融概念有了進一步深化，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組織白皮書《全球標準制定主體與普惠金融：不斷變化發展的格局》中提出了數字普惠金融（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的概念，將其定義為“泛指一切通過使用數字金融服務以促進普惠金融的行為。它包括通過部署數字手段，為金融服務缺失或不足的群體提供一系列正規金融服務，匹配他們的需求，對客戶而言成本可負擔，對服務提供商而言商業可持續。”從上述定義不難發現，數字普惠金融涵蓋各類金融產品和服務（如支付、轉賬、儲蓄、信貸、保險和證券等），通過數字化或電子化技術交易的電子貨幣（包括網上或手機方式），付費卡和常規銀行賬戶。
為加快推進普惠金融從概念到落地，實現“最后一公里”的真正突破，中央在《“十三五”規劃綱要》、《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等重要文件中都強調了發展普惠金融的決心，國務院還研究制定了《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為立足發展實際，堅持問題導向，提出了明確的政策導向。
同時，為了積極探索可復制推廣的經驗，突出示范帶動，中國人民銀行積極在浙江省寧波市、河南省蘭考縣、陜西省宜君縣和青海省探索，試點建立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的、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可持續發展的普惠金融服務和保障體系，基本建成與普惠金融發展相協調的財政等配套政策體系，農村各類產權要素有效盤活，金融生態環境持續優化，金融服務覆蓋率、可得性和滿意度穩步提高，金融服務縣域經濟和“三農”、小微企業、貧困人群等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的水平顯著提升。
數字技術對我國普惠金融發展的推動作用及存在問題
隨著以互聯網和移動技術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金融服務成本大幅度降低，居民金融服務的可得性明顯提升，我國普惠金融已經成為推動全球普惠金融服務發展的重要力量。
移動支付低成本服務海量用戶
近年來，智能手機隨著價格下降迅速普及。根據《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報告（2015）》顯示，截止2015年12月底，國內在網活躍移動智能設備數量達到8.99億；在網絡使用上，4G設備在2015年取得了飛速發展，對比2014年底，4G設備的滲透率增長了25個百分點，達到了32.3%，而且4G在網用戶人均月度使用流量突破了222.9MB、人均單日聯網時間超過62分鐘。目前所有農村地區的移動信號都已實現了全覆蓋。隨著智能手機廣泛普及，依托智能技術開發的手機銀行業務也得到了快速發展。數據顯示，我國手機銀行業務成本，是面對面處理業務所需成本的1/5左右，是網點和代理點成本的1/35。
數字技術提升居民金融服務可得性
開立賬戶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被認為是獲得金融服務的標志，許多國家和地區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措施，鼓勵銀行為城市低收入者、農村居民開立賬戶。傳統方式下開立賬戶受物理條件限制，成本高、效率低。由于賬戶開立后還存在較高的維護成本，不少傳統金融機構對余額低于一定金額的賬戶要收取小額管理費。從金融服務角度來看，開立賬戶僅是將服務對象納入金融體系的起點，此后，需要有簡便易用、成本低廉、廣泛連接、用戶體驗好、信任感強的產品。與銀行業金融機構不同，移動互聯網金融終端的普及不需要傳統物理網點和成本高昂的專業化設備，只需要一臺智能手機下載相應的應用程序就可以實現智能終端的功能。隨著移動數字技術的發展，3G、4G都開始在農村地區普及，基于手機端的數字支付產品操作難度不斷降低，增加了服務對象獲得可持續金融服務的現實可能。
數字征信實現多場景和廣覆蓋
廣泛和低成本的征信服務是金融機構甄別借款人信用風險的重要手段，對于低收入者和缺少信貸記錄者如小微企業而言，傳統征信模式下無法產生信用報告，金融機構無法準確識別其信用風險偏好，降低了其獲得信貸的可能性。
數字技術給征信帶來了新的活力。基于互聯網的數字化征信改變了傳統征信依靠被動報送的模式，征信機構通過互聯網獲得的信息維度更多，征信報告針對性、有效性和可用性顯著增加。以芝麻信用為例，借助于互聯網大數據技術，芝麻信用可以采集網民群體以及傳統征信機構未能覆蓋到的草根人群，如未向銀行借貸、未申請過信用卡的自然人，包括學生群體、個體戶、藍領工人、自由職業者等，信用信息覆蓋群體廣泛，與現有征信系統形成有益補充。且其數據來源廣，種類豐富，時效性也很強，涵蓋了個人網購信息、信用卡還款、互聯網理財、租房信息、水電煤繳費、社交信息等方面，并隨著互聯網對社會生活的滲透加深，未來信息覆蓋內容將更加廣泛。
數字技術助力大眾理財和全民保險
傳統金融模式下，居民理財面臨較高的進入門檻，如私募、信托等產品銷售對象均需要較高的財富凈值要求，這種門檻設置使大量中低收入群體無法獲得理財服務。相比于傳統銀行動輒百萬級私人銀行、十萬級財富客戶、數萬級理財的門檻，互聯網理財產品進入門檻低，給了大眾前所未有的理財機會。以余額寶為例，截至2016年1季度，余額寶服務了2億5千萬用戶，其中農村地區余額寶用戶也已經突破了6000萬，這讓普惠金融扎根農村具備了堅實的基礎。互聯網理財也為廣大投資者還帶來了一場金融領域的啟蒙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的金融自由化進程，推動全行業打破了傳統金融機構理財的高門檻，使金融能夠觸達那些長期被忽視的普通大眾。同樣情況也出現在保險行業。保險是最基本的金融服務之一。低收入群體和弱勢人群尤其需要保險服務來對抗不確定性和外部沖擊對生活和生產的影響。但是，中國傳統保險產品設計復雜，理賠流程繁瑣，保費相對偏高，使保險一直未能形成廣覆蓋。越來越多的保險公司依托數字化技術設計個性化產品，采取差別化定價模式，為廣大保險消費者提供了品質多樣，價格相對低廉的保險產品，使我國保險普及性更強。
國際上看，不少國家成功利用新型支付平臺和工具，推動了非現金支付業務在農村地區廣為發展，如肯尼亞有70%的肯尼亞人居住在農村偏遠地區，而大部分銀行機構都集中在城鎮地區。2007年，由英國跨國移動運營集團沃達豐（Vodafone）在肯尼亞的子公司薩法瑞卡姆（Safaricom）首先推出手機支付產品美佩莎（M-Pesa），開創了肯尼亞的手機銀行服務之先河，使在農村的肯尼亞人無需使用現金即可互相交易。由于手機在肯尼亞被普遍使用，該手機支付產品美佩莎得以迅速推廣。
必須指出，數字普惠金融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信用風險管理體系、提高金融觸達范圍的同時，也存在自身模式的不足。例如，我國的數字基礎設施還未能形成廣覆蓋，互聯網使用費相對發達國家較高，農村網民比例還處于較低水平，整體情況雖然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好，但和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發展空間；新技術的不確定性帶來了一定的技術風險、商業風險和政策風險；低收入人群、農村用戶、婦女等用戶受教育程度較低，對移動設備等數字化技術的接受度不高。依托數字技術開發的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種類還有待進一步豐富，深度還需要進一步推廣。
對我國發展普惠金融的思考
以互聯網和移動技術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對推動我國普惠金融發展，提升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的金融服務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結合我國金融服務業發展和數字技術發展前景，推動我國普惠金融發展，需要做好以下四個方面工作。
堅持以市場為基礎，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
發展普惠金融要尊重市場，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要將監管部門“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結合起來，避免對于普惠金融領域微觀事務的過多干預，而將監管重點放在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為市場有效配置資源和普惠金融健康發展創造一個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特別是要強化普惠金融的信息披露，讓市場參與者獲得及時、準確、充分的信息，從而對其產品設計、業務流程、內在風險充分了解、評估，發揮好市場的外部監督作用。
堅持適度監管，切實做好消費者權益保護
普惠金融借助傳統和新興金融業態，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有助于激活我國金融行業的活力，應該堅持適度監管原則，體現開放性、包容性、適應性，堅持鼓勵和規范并重、培育和防險并舉，維護良好的競爭秩序、促進公平競爭。
保護消費者權益是金融監管的另一項重要原則。普惠金融主要服務的是傳統金融無法覆蓋的是“尾部”市場。 “長尾”人群的金融知識、風險意識和承受能力相對缺乏，更容易出現個體非理性和集體非理性，一旦出現風險，涉及人數多，對社會的負外部性大。因此，應針對普惠金融的特點，抓緊制定專門的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規章，并將普惠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納入其中，加強客戶信息保密，嚴厲打擊金融消費欺詐、虛假宣傳等各類侵害金融消費者權益的違法行為。一是在當前分業監管的背景下，由各數字普惠金融業態的歸口監管部門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司局負責建立完善相應業態的消費者投訴、受理、處置機制，未來可探索建立綜合性的消費者保護機制。二是建立多元的金融消費糾紛解決機制，促進普惠金融消費糾紛通過向經營者投訴——向行業協會投訴——向金融監管部門投訴——申請仲裁或提起訴訟的順序解決。三是倡導簽署仲裁協議，提高糾紛處置效率，同時優化訴訟程序，推進小額金融消費糾紛通過小額訴訟程序解決，并可借鑒美國經驗，建立集體訴訟制度。
繼續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為商業創新提供基礎條件一是推動光纖入戶工程繼續向農村延伸，提升農村居民互聯網使用比率，政府要通過財政補貼、公開招標、價格管制等方式，推動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為農村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居民和邊遠地區農村居民提供質優價廉的網絡服務。二是鼓勵商業銀行充分利用移動互聯網、安全單元、支付令牌等創新技術，提升金融IC卡近場支付非接交易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創建并完善金融IC卡非接商圈。三是根據地區差異，拓展移動金融應用范圍。通過現場講解、現場注冊、現場指導、媒體宣傳等方式，培養中低收入群體和農牧民使用移動金融工具的習慣，如在網絡通信基礎較好的農牧區推廣手機銀行業務，擴大移動支付應用范圍，并在農村地區和邊遠地區逐步推廣非現金支付，提升其金融服務的便利性和可獲得性。
來源：和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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