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麗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兼任國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監事會監事、研究員。1994.7-1996.9，天津市經濟委員會工作；1999.7-2012.9，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工作；期間：2006.9-2007.3在日本國際通貨研究所訪問學習，進行東亞貨幣金融合作方面的研究；2007.9-2010.7，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2011.10-2012.1月在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訪問學習，進行中國對美直接投資方面的研究；研究領域: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經濟合作。
未來三到五年，影響國際金融環境變化的重大因素
——歐、美、日嚴重的財政債務問題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流動性危機，已經轉化為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內部日益嚴重的財政債務風險。對于不同的經濟體，風險的表現方式有所區別。在歐洲，2009年末以來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意大利等國接連爆出主權債務問題。這些國家的政府債務負擔遠遠超出了其承受范圍，引起了國家違約風險。
美國的債務問題主要表現為債務上限約束與為經濟復蘇而采取的財政激勵計劃之間的矛盾。為了推動經濟復蘇，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財政刺激措施，包括減稅，加大對醫療衛生、能源、教育、基礎設施、失業救濟等領域的財政支出。這些措施使得美國的債務上限不斷被突破，財政負擔日益沉重。從2007年9月至2011年8月初，美國先后7次提高債務上限。最新的債務上限規模為16.394萬億美元。
日本債務問題由來已久。自上個世紀80年代末經濟泡沫破滅以來，日本的公共債務比率長期處于上升態勢。到2011年初地震和海嘯之前，日本公共債務相當于GDP的228%。IMF2012年10月份的報告顯示：2012年日本政府債務總額將達到GDP237%的規模。
——全球性寬松貨幣政策
2008年危機爆發后，為挽救美國金融體系，美聯儲于當年11月啟動了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QE1），QE1共耗資1.725萬億美元，開啟了全球寬松貨幣政策時代。之后，于2010年8月推出了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E2）。歐債危機爆發以后，其他國家也將低利率和（或）量化寬松作為刺激經濟恢復增長的重要手段。2012年6月底開始，主要經濟體的寬松貨幣政策密集出臺。包括最近的日本無限量寬松貨幣政策。
歐美日新一輪的寬松貨幣政策具有兩大共同特征：一是沒有上限。在推出OMT（直接貨幣交易）時，歐洲央行明確表示對購入債券沒有數量限制。美國QE3雖然規定了每個月購買機構抵押貸款支持債券的規模，但并未規定結束時間，這意味著總規模沒有上限。日本央行購入金融資產也是無限量的。二是與經濟發展狀況掛鉤。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通常與通貨膨脹率掛鉤。而此次，OMT與歐元區國家的舉債成本掛鉤，當受困國債務成本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該計劃就會進入二級市場購買該國債券，以降低其債務成本。QE3的推出，則是美聯儲第一次將救助計劃與經濟發展目標——失業率和經濟復蘇聯系起來。
——國際金融監管制度改革
此次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發達經濟體以及國際層面在金融監管上的漏洞和缺陷。為避免重蹈覆轍，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積極推動本經濟體內部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2010年7月，美國政府通過了《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該法案主要包括建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和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改革高管薪酬及企業治理結構，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衍生產品、對沖基金、評級機構和私募基金的監管等措施。2010年9月，歐盟成員國財政部長通過了泛歐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積極推動監管體制的一體化。2012年12月13日歐盟財長會議最終就歐盟銀行業統一監管主體達成協議。歐洲央行獲得授權，負責監管至少200家歐元區的大銀行，并在危機發生時可以對小銀行進行干預。
與此同時，二十國集團、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也在國際層面努力建設金融監管新框架。2009年4月2日召開的G20倫敦峰會明確提出：重新構建監管架構識別和應對宏觀審慎風險；擴大金融監管范圍，將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市場和工具納入審慎監管范圍；改進金融機構的薪酬機制；提高金融體系資本質量和數量，遏制杠桿率累積；改革國際會計規則，建立高質量的金融工具估值和準備金計提標準等。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了一系列國際銀行業監管新標準，統稱為“第三版巴塞爾協議”（“BaselⅢ”），強化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引入杠桿率監管標準，建立流動性風險量化監管標準，并強化風險管理實踐。
——國家間經濟實力的變化
各經濟體在國際金融格局，尤其是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根本上是由其經濟實力決定的。在由中心國家、核心外圍和外圍經濟體三個層級構成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中心國家的國家實力強大，其貨幣是主要儲備貨幣，其匯率制度被核心外圍國家跟隨，如金本位時的英國和金匯兌本位之后的美國。核心外圍經濟體的實力很強，貨幣也是儲備貨幣之一，匯率制度與中心國家保持一致，如金本位時的法國、德國、俄羅斯和當前的歐盟。這些經濟體擁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外圍國家的經濟實力不強，是國際貨幣體系規則的接受者，對國家貨幣體系的影響很小，如眾多發展中國家。這三個層級之間的界限正在發生變化。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越來越多的經濟體進入到國際貨幣體系當中，新興經濟體近年來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影響力不斷提高。因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長，我國在國際貨幣體系這個機體中正在從外圍向核心外圍轉變。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一份子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關于金融改革開放的任何舉措，都將深刻影響國際金融格局的長遠變化。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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