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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黨委委員。曾任中國建設銀行人事教育部機關干部管理處處長，辦公室副主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任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主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黨組成員，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主任、黨委書記，國家外匯管理局北京外匯管理部主任等職務。
今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的一年；也是全球經濟增長普遍乏力，各種風險爆發甚至疊加的一年。財經年會匯聚國內外專家，回顧過去，展望即將到來的2017年，聚焦熱點問題，著眼戰略謀劃，廣角度、多維度的探討全球政治、經濟、金融、科技等的發展趨勢，為政商學界充分進行溝通交流提供了很好的互動平臺。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財富逐步積累，投融資需求日益旺盛。近年來，中國的資產管理行業發展迅速，各類資管產品日益豐富，參與主體和投資者眾多，管理規模大幅增長，資管行業對中國的經濟、金融、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行業發展及其監管均面臨著新的課題和挑戰。 我國資管行業起步較晚，目前對資管業務尚無明確、清晰的界定，對其內涵和外延也有不同的解讀和認知。從實踐看，資管業務主要包括銀行、證券基金、保險等金融機構接受客戶委托，按照合同約定對客戶資產進行投資，客戶獲得投資收益并承擔相應投資風險的各類金融業務。除了大家熟知的信托計劃、公募基金之外，還有銀行理財、券商資管計劃、基金專戶、保險資管計劃等。近期市場上廣為關注的萬能險，除具有傳統保障功能之外，也具有較強的資產管理屬性。 據統計，截止2016年6月底，各大類資管產品的規模為：銀行理財26.3萬億元，信托計劃15.3萬億元，公募基金8.4萬億元，基金專戶16.5萬億元，券商資管計劃14.8萬億元，私募基金5.6萬億元，保險資管2萬億元，簡單相加后的規模總計88萬億元。由于在實際運作中，部分資管產品互相借用“通道”，產品互相嵌套、交叉持有等，剔除這些重復計算因素，我國資管業務規模約為60萬億左右，大體接近上年GDP總量。 資產管理行業的迅猛發展，匯集了大量的社會資本，有力支持了實體經濟、創新創業的發展，一定程度緩解了融資難問題；同時以其獨特的產品靈活性，滿足了大眾不同層次的投資理財需求，豐富了金融工具和金融體系，總體風險可控。 在看到我國資管行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與成熟市場相比，中國的資管行業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賣者有責、買者自負”的行業基礎文化有待形成；與國際一流資產管理機構相比，中國的資產管理機構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核心競爭力、誠信守規意識與風險控制能力亟待提升；法律及監管框架、監管能力有待完善和提高。從近年來資管領域暴露出的問題和風險隱患分析，下述問題仍需要給予重視： 第一，法律適用混亂。按照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各類“受人之托、代客理財”的資管產品不論使用何種名稱，均應適用同種法律關系。但目前各大類資管產品的法律基礎、法律關系并不相同，有的依據國家法律，如信托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相應的法律關系為信托關系；有的依據資管機構所在行業監管部門規章，法律關系為委托代理關系；還有的產品僅僅依據當事約定，法律基礎、法律關系均不清晰。 第二，監管標準不統一。在分業監管體制下，由于歷史形成原因，各大類資管產品，在產品準入、投資范圍、募集推介、信息披露、資金資產托管、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等方面，監管標準并不一致，有的還存在比較大差異。例如對合格投資者的界定存在不同的版本；對預期收益率有的允許宣傳，有的則嚴格禁止；對資金的托管，有的要求獨立第三方托管，有的則沒有這方面的要求等等。 第三，缺乏統一的監測監控。各類結構化資管產品日益復雜，資金來源、交易結構橫跨銀行、證券、保險業，投向上層層嵌套，對其信息報送要求在各監管部門之間不盡相同。產品難以看穿，對行業整體風險的監測統計和預測研判缺乏及時有效的信息支撐，難以適應當前資管產品跨市場、跨行業、跨機構的特點。 第四，存在隱形剛性兌付。部分資管機構從維護自身聲譽出發采取了固定回報、隱性擔保等經營策略，雖保障了當期投資者的本金和收益，但偏離了資產管理業務的本質，惡化了行業運行環境，積聚了行業風險。 上述問題帶來的風險隱患，不容忽視。 一是不利于投資者保護。資管領域法律適用體現的主要是管理機構與投資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法律關系不同，權利義務配置自然不同，法律關系不清，風險收益歸屬自然不明。不同的法律適用對管理人承擔的責任和義務要求不同，對投資者的保護力度和程度有較大差異。在當前投資者適當性標準不同，投資者居于市場相對弱勢地位的狀況下，不利于公平保護投資者。 二是導致市場分割。同類產品按照不同的監管要求運行，造成資產管理市場分割嚴重。受制于基礎資產市場的割裂和分業經營的限制，部分產品通過交叉投資、借用通道間接投資，一方面導致了產品結構復雜、透明度低；另一方面，資管產品通過層層包裝，不易識別和判斷風險，也容易交叉傳染風險。 三是影響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剛性兌付”的預期，使得投資者只關注當期收益，忽視風險的存在，不利于形成“買者自負”的理性投資文化。市場對于高收益的盲目追求，反向激勵金融機構將投資集中在高風險行業，不利于落實“賣者有責”。同時，“剛性兌付”也推高了無風險利率，扭曲了風險資產的定價水平，擾亂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 四是易引發監管套利，增大系統性風險隱患。部分機構通過產品結構調整、業務轉移等途徑，在不同屬性的業務之間騰挪資產，將業務從監管較嚴的市場轉向監管相對寬松的市場，變相規避監管規定。有的產品“明股實債”，以“資管”之名行“借貸”之實、疊加杠桿，風險在不同產品、不同機構、不同市場間傳導，削弱了宏觀調控、審慎監管的有效性，增加了系統性風險的隱患。 五是脫實向虛，加大了實體經濟成本。實體經濟是金融發展的根基，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部分資金并未進入實體經濟，而是以不同方式、借助不同渠道熱衷于以錢炒錢，不僅沒有真正創造社會價值，反而延長了投融資服務鏈條，抬高了融資成本。 雖然現階段資管行業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經濟發展的需要、社會財富的快速積累、居民投資理財需求的持續提升，使得行業發展依然有著強烈的現實需求。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對資本市場發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努力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都將為資管行業帶來巨大發展空間。 正視問題，砥礪前行，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進一步夯實基礎，化解和消除資產管理發展中的問題和障礙，我國資產管理行業一定能夠得到持續健康發展。 來源：證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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