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貴利，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博遠戰略科學研究院院長。
國家戰略是一個國家為實現國家目標而綜合開發、合理配置和有效運用國家力量的總體方略。在由各種戰略構成的戰略系統中，國家戰略處于最高層次，起著主導作用，其他戰略都要接受國家戰略的指導和約束。國家戰略的性質和地位，直接決定著國家的興盛衰亡。正因如此，必須推進和實現國家戰略的科學化。
一、國家戰略與國家興衰
戰略起源于戰爭。殘酷的戰爭多次顯示這樣一個事實：戰爭中最高統帥部所犯的錯誤，無數將士將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美國海軍戰略理論家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更加精辟地闡述了戰略對戰爭的重大意義，指出：“如果戰略錯了，那么，將軍在戰場上的指揮才能、士兵的勇敢、輝煌的勝利，都將失去它們的作用，盡管在戰略正確的情況下它們能起決定性的作用。”［1］
在戰爭中，如果說軍事戰略正確與否直接決定了戰爭勝敗的話，那么，在國家發展和國家間的激烈競爭中，國家戰略正確與否，則直接決定著國家的盛衰興亡。對此，歷史從正反兩個方面都印證了這一無可爭辯的結論。例如，在戰國末期，秦之所以能滅六國而統一天下，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從秦孝公到秦始皇，在長達140年左右的時間里，秦制定和實施了非常有效的國家戰略：在內政上，采納商鞅建議，實行變法圖強戰略；在外交上，接受張儀意見，實行連橫破縱戰略；在軍事上，接受范雎主張，實行遠交近攻戰略。這些戰略的有效實施，不僅使秦國由弱變強，而且最終統一了天下。再如，日本明治維新后實行了富國強兵、對外擴張戰略。在擴張的道路上日本雖然頻頻得手，但由于其國家戰略的根本錯誤，最終在1945年遭到徹底失敗。
國家戰略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
第一，國家戰略直接決定著國家的運行方向。在特定的國家戰略環境中，國家作為國家戰略的主體，如同大海中航行的巨輪，方向判斷和定位正確，就能沿著正確的航道航行，并逐步接近預定的戰略目標；方向判斷和定位錯誤，國家巨輪就會偏離正確的航道，其結果，或者離目標越來越遠，或者擱淺、觸礁、沉沒。翻開國家興盛衰亡的歷史，這樣的例子隨處可見。例如，從1957年反右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受“極左”思潮影響，將“以階級斗爭為綱”確立為黨的基本路線，使國家戰略嚴重偏離正確的方向，使國民經濟一度瀕臨崩潰的邊緣。面對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難局面，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徹底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決策，吹響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勁號角。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一系列正確的國家戰略方針和政策指引下，我國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均邁上一個大臺階，國家面貌發生了重大的歷史性變化。
第二，國家戰略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能否及時抓住和有效利用戰略機遇期。人類社會發展之路從來都不是筆直的平坦的，而是崎嶇不平的。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關頭，一個國家如能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就能占據主動，取得優勢；否則，就會陷入被動和落后挨打的境地。誠如美國《高邊疆》一書的作者丹尼爾?奧?格雷厄姆所指出的那樣：“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凡是能夠最有效地從人類活動的一個領域邁向另一個領域的國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戰略優勢。”［2］相反，一個國家如果與歷史發展機遇失之交臂，就會一步被動，處處被動，不僅導致國家的落伍，甚至導致國家的滅亡。
第三，國家戰略直接影響到國家戰略資源的配置和整體效能。國外著名學者的研究表明，21世紀世界各國的發展將受到四個方面的限制：一是地球上有限空間的限制；二是資源稀缺的日益加劇；三是環境自凈能力的限制；四是人類科技水平與調控世界能力的限制。［3］在當今世界，任何國家的戰略資源都是有限的。對有限的戰略資源如何配置？配置得是否科學合理？直接關系到戰略資源的配置效能，關系到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同其他戰略一樣，國家戰略的制定和實施不僅需要明確戰略目標，同時需要明確戰略重點。優先保障戰略重點，這是配置戰略資源的一項基本原則。任何國家在制定和實施國家戰略過程中，如果其戰略重點的確定是科學的，那么，將戰略資源優先保障重點領域和重點方向，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如果錯誤地確定了戰略重點或在戰略實施中沒有保障戰略重點對戰略資源的合理需求，那么，就必然導致國家戰略資源部分失效或整體失效，其后果將是嚴重的，甚至是災難性的。
第四，國家戰略直接關系到民心向背和國民的精神狀態。自古以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科學的國家戰略，由于反映了歷史發展趨勢和社會發展規律，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愿望和利益，所以，能夠得到多數人的理解和擁護，從而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科學的國家戰略，通過其戰略目標所展示的光明前景，能夠對一個國家的國民產生巨大的鼓舞，不僅能激發其熱情、干勁、斗志和犧牲精神，還能夠調動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將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巨大潛能釋放出來，使硬國力產生倍加效應。相反，如果國家戰略不科學，特別是違背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愿望，那么，這種戰略即使取勝于一時，也只能是曇花一現，不僅不能達到預期的戰略目標，還會因為失去民心而導致國家巨輪的擱淺或沉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經濟社會之所以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就是因為改革開放戰略既適應了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同時也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歷史經驗反復證明，反映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國家戰略，能夠創造出人們不敢想象的人間奇跡。
二、國家戰略科學化的判斷標準
所謂國家戰略科學化，既包括科學制定國家戰略，也包括制定科學的國家戰略。前者是對國家戰略制定程序的要求，后者是對國家戰略制定結果的要求。只有科學制定國家戰略，才能夠制定出科學的國家戰略。
何謂科學的國家戰略？概括來說，就是國家戰略要符合實際，符合歷史發展大趨勢，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一）國家戰略要符合實際
所謂符合實際，即國家戰略要符合國家戰略環境的基本狀態、主要特點和發展趨勢，符合本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水平和發展方向。脫離或偏離實際，國家戰略就不可能科學，就必然要犯重大錯誤并造成重大損失。例如，1956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分析了中國社會階級狀況所發生的根本性變化，明確指出了新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然而，一年以后，由于對階級斗爭形勢、波匈事件和知識分子立場態度等一系列問題的片面估計和錯誤判斷，八大確定的正確的方針路線基本被否定，“左”傾思潮開始泛起。1957年，提出爭取15年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1958年5月，又將趕上英國的時間縮短為7年，再加上8年或10年趕上美國。［4］對這段歷史，鄧小平明確指出：“大躍進是不正確的。……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愿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5］
（二）國家戰略要符合歷史發展大趨勢
從古至今，人類社會的發展雖然艱難曲折，甚至充滿了尖銳的矛盾和殘酷的戰爭，但其大趨勢是不可改變的。對此，歷史學家和一些著名學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作出了相近的概括。法國學者伏爾泰認為，作為一個統一整體的人類是不斷進步的，世界各國的歷史發展具有共同規律。意大利學者維柯認為，世界發展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和人的時代，世界歷史是一個呈螺旋形式不斷循環的演進過程。法國學者杜爾閣將世界發展分為神的時代、形而上學時代和科學時代。［6］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和海蒂?托夫勒提出了三次浪潮理論，認為世界經歷了第一次浪潮——農業文明發展、第二次浪潮——工業文明發展和第三次浪潮——一種新的文明出現。［7］中國學者何傳啟更為科學地將人類文明發展劃分為原始文化時代（約250萬年前～公元前3500年）、農業文明時代（約公元前3500年～公元1763年）、工業文明時代（約1763～1970年）和知識文明時代（約1970～2100年）。［8］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特別是在歷史轉折的重大關頭，國家戰略如果順應了歷史發展大趨勢，那么，就必然會給這個國家和民族帶來巨大的戰略優勢，否則，一個國家已有的優勢也會江河日下，成為人類文明的落伍者。所謂 “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方面，滿清王朝的衰落就是典型的例子。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中國GDP占世界份額的32％，而歐洲五國（英法德俄意）總共只占17％，是中國的一半稍多。到1830年，中國GDP下降3個百分點，占世界的29％，歐洲五國的GDP上升了12個百分點，達29％，與中國持平。到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中國GDP只占世界的6％，歐洲五國已占54.5％（英18.5％、法6.8％、德17.9％、俄8.8％、意2.5％），美國更是后來居上，占23.6％。［9］從1750年到1900年，150年間中國GDP占世界份額之所以下降了26個百分點，其主要原因，就是滿清王朝因循守舊，抱殘守缺，沒有及時跟上世界工業化的潮流。相反，歐洲五國的經濟之所以迅速發展，其GDP總量占世界份額在150年間上升了37.5個百分點，根本原因是這些國家通過政治革命解放了生產力，并制定了適應經濟發展的基本國策。
（三）國家戰略要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
國家戰略，特別是國家治理戰略和國家發展戰略，其科學與否的一個重要衡量標準，就是看其是否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符合的就是科學的，不符合的就是不科學的。在這方面，當代中國的歷史已經作出了很好的驗證。比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之所以定位為市場經濟，是因為國際國內經驗已經證明，市場經濟是最有效的經濟。《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之所以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因為，市場經濟的本質和規律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還要更好發揮政府在宏觀調控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作用，并使二者相互補充，有機結合。隨著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推進，中國進一步認識到，經濟發展必須與社會、環境有機結合，做到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這是對現代化建設更深層的規律的認識。建立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深刻認識基礎上的國家發展戰略，才能夠真正推動國家的發展和進步。違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國家戰略，必然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嚴重的后果。
（四）國家戰略要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人民群眾是社會的主體。歷史早已證明，國家戰略只有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和支持，也才能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的潛能和活力，增強國家實力，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相反，如果國家戰略違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即使在一定時間內取得暫時的“成功”，隨著歷史的向前推進，也會最終走向失敗，甚至導致國家的滅亡。在舊中國，每一個封建王朝都沒有逃出始興終亡的歷史厄運，就因為封建王朝的統治者所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戰略和政策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而置人民群眾的生死于不顧。誠如《韓非子》所言：“君上之于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10］
封建專制統治者對百姓所實行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思想禁錮、社會控制等政策，最終導致封建社會動蕩不斷停滯不前，即使難得出現的幾次所謂“盛世”、“治世”，也不過是皇權較為穩固和國庫較為充裕罷了［11］，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老百姓照樣要在痛苦中煎熬。正如元代文學家張養浩在散曲中所描述的那樣：“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三、推進國家戰略科學化的主要路徑
影響國家戰略科學化的因素很多，如國家戰略的決策體制、國家領導人的素質能力、智庫質量及其作用發揮，等等。在諸多因素中，體制問題更重要。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那樣：“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12］因此，要實現國家戰略科學化，就必須構建民主科學的國家戰略決策體制。
(一)獨裁型國家戰略決策體制的弊端
獨裁型戰略決策體制既包括君主專制體制，也包括法西斯獨裁體制以及其他換湯不換藥的類似體制。在中國，從秦統一到辛亥革命，獨裁型戰略決策體制延續了2132年。歷史顯示，獨裁型戰略決策體制所產出的并不都是國家戰略的殘次品。在古代社會，由于戰略環境比較簡單，少數所謂圣君賢主也曾制定出比較明智和比較符合實際的國家戰略。但在專制統治的全部歷史中，這種情況所占比例很小。例如，中國臺灣經濟學家翁之鏞將秦統一中國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這2171年按盛世、治世、小休、衰微、亂世五種類型進行了分類統計，結果如下表［13］：
中國歷代治亂循環分析簡表（公元前221年-公元1951年）(略)
獨裁型戰略決策體制要做到國家戰略科學化，獨裁者需要具備以下條件：(1)良好的身體素質和心理素質。（2）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3）廣博的知識，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社會，回首能通曉歷史，前瞻可預測未來。（4）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和敏銳的戰略思維，能夠及時掌握與戰略決策密切相關的各種信息。（5）心胸開闊，能夠對各種信息做出全面、準確的判斷，善于納諫，從善如流。（6）在準確判斷各種信息的基礎上，能及時制定出科學可行的戰略規劃和戰略方案。在戰略環境不太復雜、發展變化比較緩慢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獨裁者只要具備上述的品格和素質，就可能制定出比較科學的國家戰略。但在人類社會歷史上，圣君賢主畢竟鳳毛麟角。特別是君主專制下的世襲制，往往導致統治者一代不如一代。于是，獨裁型國家戰略決策體制下的國家戰略，其科學化就不能不帶有較大的偶然性。
與古代相比，當代國家戰略環境既錯綜復雜，又變化多端。應對這種復雜多變的國家戰略環境，獨裁型的國家戰略決策體制捉襟見肘，力不從心。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民主理念的廣泛傳播和人民群眾的普遍覺醒，也使這一體制失去了存在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于是，戰后獨裁型的國家戰略決策體制由1977年的89個減少到2011年的22個。［14］
（二）民主型國家戰略決策體制的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民主體制發展極為迅速。世界銀行資料和國外學者研究顯示，在1977年，全世界實行民主體制的國家只占國家總數的25%，1997年，這一數字達到66%，到2010年仍維持在60~63%左右。［15］［16］［17］
民主體制的建立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民主政治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它使權力回歸社會，使公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從而滿足了公民政治參與的愿望，增強了公民的主人翁責任感和國家凝聚力，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對國家戰略科學化而言，民主政治的發展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夠比較及時、全面、準確地反映民意，并將民意吸納到國家戰略決策中；能夠比較廣泛地吸納民智，開拓決策的視野和思路，防止國家戰略決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能夠有效地監督和控制公權力，防止國家戰略游離于社會公共利益的正確軌道；能夠激發社會的潛能，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國家戰略的實施更加順暢，更加有效。高質量的民主政治，自然會極大地促進國家戰略的科學化和和執行的高效率。
然而，迄今為止，民主政治的發展卻不盡人意。在美國，從里根時代開始，民主質量出現明顯退化，其政治體制已經失去了為絕大多數民眾謀求福祉的基本功能，淪為富豪操控的寡頭政治。美國民主政治的退化，成為劣質民主的最大傳染源，加重了其他國家特別是新生民主國家民主政治的劣質化。［18］即使在自認為成熟的民主國家，也普遍存在選民短視和政客投機傾向。“由于政黨體制的中介功能逐漸萎縮，在大眾謀體與網絡媒體發達的時代，政治人物憑借民粹訴求與媒體操作就可以騙取選票，這導致民選政治人物的決策都傾向短期操作，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與可分配資源極大化，他們都選擇向未來透支、向子孫借錢，將痛苦的決策隱藏或不斷延后，競相濫開選舉支票，其結果是財政結構迅速惡化與外債高筑。”［19］在新生的民主國家，由于民主政治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并不充分，導致民主政治質量不高。這對國家戰略科學化也產生了不利影響。例如，普通公民更多關注自己的眼前利益，他們有限的素質和眼光，難以提出對國家戰略決策有重要價值的觀點；由于法治不健全，公民對權力的監督作用十分有限。此外，“大多數政治精英也并沒有將民主憲政內化為自己的核心信仰。他們僅僅將其視為另外一套爭奪與分配資源的游戲規則。對他們而言，取得政權就是為了分贓職位、酬庸親信與攫取資源，為了贏得執政地位，可以違法舞弊，可以無情打擊對手，可以制造對立與仇恨，甚至不惜撕裂社會。”［20］
(三)發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為實現國家戰略科學化，在決策體制上，必須防止、克服獨裁型和民主型戰略決策體制的各種弊端，發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1．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
在我國，民主集中制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是黨和國家的根本組織原則；其二是領導集體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歷史經驗表明，作為黨和國家根本組織原則的民主集中制沒有得到很好執行，那么，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上的民主集中制也不可能得到很好執行。因此，必須按照黨章和憲法的規定，將民主集中制作為黨和國家的根本組織原則，堅定不移、不折不扣地加以貫徹執行。為此，必須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在黨內，“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發揮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積極性創造性”［21］；在國家層面，“我們要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理念，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共同建設，共同享有，共同發展，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22］只有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社會民主和國家民主，切實保障黨員和公民的民主權利，暢通民主渠道，提高民主質量，才能在民主的基礎上實現正確的集中，既及時準確地反映民意，又廣泛充分地吸納民智，為國家戰略的科學化奠定堅實的民意和民智基礎。
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必須改革和完善選舉制度。選舉是代議制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民主最直接最重要的渠道和表現形式，也是民主集中制作為根本組織原則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的體現。實踐表明，只有公開、平等、真實、普遍的選舉，才能夠及時準確、全面系統地反映民意。
發展和完善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是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之一，也是判斷黨和國家各種制度是否完善的重要標準之一。鄧小平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并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實現這三條來檢驗。”［23］
2．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實現正確的集中
黨的歷史表明，凡是民主集中制原則得到較好的遵守，重大決策就比較科學，失誤就會比較少；相反，凡是民主集中制原則沒有得到很好的遵守，就會造成重大決策的嚴重失誤。總結歷史經驗，吸取以往教訓，必須從制度建設角度完善民主集中制。
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離不開集中，否則，就是各自為政，就會導致無政府主義；集中也離不開民主，否則，就不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別人的長官意志。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必須做到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一方面表現為通過民主選舉產生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另一方面，是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通過民主實現國家戰略等重大決策的科學化。對于前者，《黨章》明確規定：“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除它們派出的代表機關和在非黨組織中的黨組外，都由選舉產生。”“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它們所產生的委員會。”“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委員會的產生，要體現選舉人的意志。選舉采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候選人名單要由黨組織和選舉人充分醞釀討論。可以直接采用候選人數多于應選人數的差額選舉辦法進行正式選舉。也可以先采用差額選舉辦法進行預選，產生候選人名單，然后進行正式選舉。選舉人有了解候選人情況、要求改變候選人、不選任何一個候選人和另選他人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強迫選舉人選舉或不選舉某個人。”［24］在國家層面，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這一原則包括：（1）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2）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3）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4）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由使命決定，中國共產黨必須實行民主科學的決策。對此，《黨章》明確要求“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凡屬重大問題都要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論，作出決定”。“黨組織討論決定問題，必須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重要問題，要進行表決。”“任何黨員不論職務高低，都不能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如遇緊急情況，必須由個人作出決定時，事后要迅速向黨組織報告。”［25］
在領導集體決策中，嚴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則，還必須高度重視程序和法治建設，包括：（1）最高決策層在討論和制定國家戰略之前，必須就相關問題聽取權威智庫的意見和建議。國家要為智庫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使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能夠就國家戰略的相關問題作出具有科學性、預見性和可行性的研究，為國家戰略決策及時提供全面系統和科學有據的智力支撐。（2）最高決策層討論重大問題、制定國家戰略，必須充分發揚民主，領導成員必須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特別是不同意見甚或是反對意見，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3）國家戰略決策要在充分醞釀和討論的基礎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實行投票表決。表決一旦通過，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領導者個人無權修改或否決，每個領導成員都必須無條件地遵守和執行。（4）高度重視討論中的不同意見或反對意見，并將其記錄在案。經過實踐驗證，不同意見或反對意見是正確的或部分正確，要及時開會加以采納或吸納。（5）總結黨和國家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經驗，在此基礎上研究制定《國家重大問題討論和決定辦法》，并將該辦法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使之成為國家法律。在重大問題決策中，集體領導成員必須遵守這一法律，并自覺接受監督。（6）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按照憲法確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國家政權體制和活動準則，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黨要善于使自己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26］
3．依法進一步規范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責權限
一些國家民主政治的實踐表明，即使是民主選舉產生的國家領導人，如果對其職責權限沒有依法嚴格規范的話，也可能走向獨裁。例如，在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誕生的一些新興民主國家，“許多寡頭精英就是通過民主程序完成了對權力的獨占”［27］。
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在缺乏強有力的法制約束的情況下，權力不僅會無限擴張，而且有可能走向反面。“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28］借鑒十年“文革”的教訓，《黨章》明確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要保證黨的領導人的活動處于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同時維護一切代表黨和人民利益的領導人的威信。”“不允許任何領導人實行個人專斷和把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29］
《黨章》之所以作出如上規定，是因為權力過分集中，容易導致家長制，使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容易導致官僚主義，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容易導致一言堂、個人崇拜、個人決定重大問題；［30］容易造成國家重大決策的嚴重失誤。要防止和克服這些弊端，就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合理分解權力，科學配置權力，不同性質的權力由不同部門、單位、個人行使，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31］在合理分權和優化權力結構的過程中，要依據權責一致原則，依法明確規定和嚴格規范黨和國家機關的職責權限，依法明確規定和嚴格規范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責權限。只有把權力進行合理的分解并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才能真正把權力裝入制度的籠子里，使這種權力既適應治國理政的需要，又不至于因過分集中而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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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
［22］［26］習近平.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2-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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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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