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熙瑞，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原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人民大學、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等多所大學、院校的兼職教授和中央國家直屬機關工委講師團成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的發展、世界公共管理改革動向、中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等。
【學習與治學的四個階段】
一是定向階段（1958年至1963年）。1942年我出生在冀中的一個農村，幼時就對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災難有所了解。當時冀中是抗日游擊隊活躍區域，斗爭特別殘酷，著名的“五一大掃蕩”就發生在那里。而舊中國農民生活的苦難，我更是親身感受過。我家的一個鄰居，因食不果腹而絕望上吊自殺的事件，深深地刺激了我。他死后的慘狀，刻入了我幼小的心靈。我們那里與全國一樣，階級分化與斗爭現象嚴重。因鄰村一個地主無故毒打我村村民，引起我村集體抗暴，死了不少人。嗣后逐漸長大，在中學階段陸續接觸了一些政治知識，引起了我對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思考，以及對社會變革道路的追尋。當時國際上發生的重大事件，包括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于道路問題的爭論，引起了我對時政和社會發展問題的興趣。因此，1963年中學畢業時，我毅然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基礎系。
二是基礎知識學習與實踐階段（1963年至1968年）。在中國人民大學五年半的學習，奠定了我一生的治學基礎。彼時，中蘇兩黨關系急劇惡化，其實質是人類解放究竟要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我們班上成立了讀報小組，每星期定期討論時政問題。延安來的何干之、胡華、何思敬、劉煉等老教授以及我系許多教師的課程，使我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訓練。更主要的是，在學習中始終穿插著實踐，這是當時教育改革的內容。比如，參加當時的“四清”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實踐以及暑假的到部隊鍛煉，后來也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這些活動使我更深入地思考了人生和人類命運問題，以及國家發展道路問題。
三是在實際工作中進行理論研究階段（1968年至1980年）。1968年12月大學畢業，我選擇了去艱苦的地方。先是到部隊農場鍛煉，一年半后，又被分配到了長白山深處某軍工廠從事思想政治和管理工作。在工廠最大的收獲是，了解了工人和企業管理，了解了在中蘇交惡條件下中國軍工戰線的艱苦卓絕的奮斗。后來我又被調到省委機關從事政治與宣傳工作，接觸了全省工業交通戰線全貌。那些年，全國的政治運動較多。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國的發展道路問題沒有解決，表現是，今天批這個，明天批那個，但誰對誰錯，都說不清。這時是我最深入思考的時期，思想上最集中的一個新問題就是，像中國這樣落后的國家，怎樣在經濟與政治上都實現發展？當時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給了我一定啟發，但限于機關事務性工作繁多，不能潛心學習和研究理論，于是在1980年底，毅然離開了當時被認為很有權也很有前途的省委機關，進入學術機構做專職研究工作。
四是深入研究理論階段（1980年至今）。到了學術機構后，我思考的問題主要和馬克思主義中論述的落后國家怎樣跨過“卡夫丁峽谷”問題有關，想解決的是怎樣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同時，又“享用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這個問題非常復雜，以至到現在仍在探尋中。這時期還有一個新情況，就是研究領域的擴展——在繼續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同時，更專注其中的政府管理，并進入了行政學領域。這開始于1982年中國政治學會在復旦大學舉辦的全國第一期政治學講習班。當時，除了全國少數解放前搞政治學、行政學的老先生外，我們一些中青年成了大陸恢復行政學、政治學后的第一批學者。其中，我們幾個人發起并寫作了大陸第一本行政學著作，成為學科的奠基作。嗣后在1985年，我參與了人事部在湖南長沙舉辦的全國第一期行政學師資培訓班的教學與管理，培養了80多位行政學骨干；1986年協助創辦了全國第一個行政學專業并招收了我國首屆本科生；1993年參與國家行政學院籌建工作并于1994年調入學院任教；后又于1997年代表國家行政學院與中國人民大學聯合申辦了全國第一個行政學博士點，開創了行政學博士培養先河。在研究和教學工作中，我一直關注中國行政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進程。其中，1998年發表的《鄧小平行政理論是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指南》一文榮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2001年提出并撰寫文章論述服務型政府建設問題，后中央于2004年采納了這個提法。值得一提的是，據相關統計，到目前為止，發表于2002年的服務型政府研究的開山之作，已經被正式出版或發表的學術論文引用2333次。這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數在中國已經發表的所有論文中排第28位；在人文社會科學文章中排第12位左右；在管理學（公共管理、工商、管科）、政治學、社會學中排第一位，比公共管理類排第二的文章排名高70多位，引用次數高800多次。
【治學的三點體會】
第一，作為社會科學特別是有關社會發展道路的理論研究者，一定要把學術根子扎正、扎深。“根正”才能“枝勁”，“根深”才能“葉榮”。
所謂“根正”，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根子要扎在滿足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這一價值追求上，這應該成為我們學術研究的根本目標。做不到這一點，判斷是非的標準就把握不準，就容易得出不正確的結論。在我國當前利益多元的情況下，為達到個人利益或某些小集團利益而派生出的是非標準，永遠不會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這樣做的學者搞不成事情。二是根子要扎在中國土壤上，研究中國問題，一定要從中國實際出發，符合中國國情。不深入了解中國歷史，不深入了解中國現實，只是憑想當然照搬西方一套，囫圇吞棗、人云亦云，只能貽害國家、侵害人民。
所謂“根深”，即要求理論研究者肯坐冷板凳，要深入、扎實地把相關理論研究清楚，不要淺嘗輒止，不要人云亦云。遺憾的是，現在很多搞學術的人缺少這種“肯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
第二，在現在中國治學，一定要堅信我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和社會主義道路在世界的正當性。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們一直在改變計劃經濟時代所建立的某些僵化的所謂社會主義的制度和做法，但中央卻一直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說，它雖有中國特色，但本質上畢竟還是社會主義，它要遵循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原則，體現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內在要求。那什么是社會主義呢？它是旨在減免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爭取勞動人民福利權益、實現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思潮、社會運動、社會制度和社會形態。從更深刻、更長遠方面來說，它的最終目標則是讓勞動人民從各種束縛他們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實現人的最終解放。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學說就是人的解放學說。那么，人類現在解放了沒有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那人類又是什么時候被束縛的呢？這就追溯到很遠了。應該說，當人類社會中有了私有財產，有了需要保護或爭奪的東西，就有了社會暴力，就有了壓迫，也就有了某些人為了攫取這些財產而發明或設計某種制度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唐太宗在推行科舉取士方法后，看到新科舉子從皇宮門口魚貫而入時，曾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彀中”原指弓箭射程所及的范圍，這里是指被納入某種體制、秩序從而被控制的意思，即“攥在我的手心”。歷史上的統治者就是這樣把全體人民納入“彀中”的：奴隸社會的奴隸主靠暴力；封建社會的地主階級發明了暴力和土地租佃制度；資本主義高明了些，在暴力之外，把租佃制改成了雇傭勞動制。奴隸勞動、租佃勞動、雇傭勞動、各種勞役，以及逐漸發展的各種不平等交換、帝國主義各種掠奪手段、現代的各種金融與金融衍生品的盤剝等，都是“彀”的不同形式。不同社會的統治者們正是利用了這些，才能占有別人的勞動果實而過著大大超過別人的優裕生活。
這種種建“彀”的行為，我國古代人其實已經發現。《詩經》就有一篇叫《伐檀》，是伐木工人唱的歌。他們反復問著這樣的問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詩經之問”正是當時統治者用“彀”的結果。如今，中國借鑒資本主義的先進經驗，但生活的某些部分把錢與權結合起來建構了一個個新的“彀”。因此，在研究中國問題時，一定要有這樣的意識，去面對新時代“彀”的新形式，探討解“彀”的辦法，最終實現人的解放。
第三，研究我國的各種改革措施，必須緊緊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求為依歸。比如我們研究政府職能轉變，就一定要考慮社會主義政府具有什么本質，它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要承擔哪些責任等。因為當社會要求公民的利益時，每個資本所有者個體是代表不了的。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中，在確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又強調了“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再比如，我們在進行文化建設時，就一定要考慮什么樣的文化才是社會主義的文化，政府在這一過程中要如何引領，而單靠市場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思想建設領域同樣如此。當前我國一部分人思想混亂，某些人不信社會主義，對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甚至人民解放軍已經從事或正在從事的事業嘲笑有加，有的甚至“呲必政府”，亟欲倒之而后快。而對西方的各種制度、體制、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則奉若神明。究其原因，除了其中的某些年輕人不了解中國國情，包括不了解中國解放前的國情外，還因為某些人始終不知人民立場為何物，他們只代表了某些個人或某些利益集團的私利，用他們的標準來看待問題、判斷是非。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則是，某些人完全沒有社會主義的知識，不知社會主義為什么是我國人民的最好選擇。所以，我們當前特別應強調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與宣傳，而恰恰在這方面，我們的工作還非常薄弱。
來源：《人民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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