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菲，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表學術論文二十余篇，出版專著《揭開經濟危機的底牌——透過〈資本論〉看新危機時代》，參編著作多部。
怎樣“混”才算是混合所有制？
僅從《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這句闡釋來看，廣義的理解也有其依據；但聯系上下文關于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論述，將混合所有制經濟界定為公有資本與非公有資本的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應當更符合《決定》本意，這樣更能直接體現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用意，也更利于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
這不是說，國有資本就不能和集體資本混合，實際上這種形式也非常重要。但我認為，這種情況我們可以用“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來闡釋，可以用“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的精神來推進，而不必把什么都裝進混合所有制這只“筐”里。不然的話，國有資本、集體資本、民營資本、外國資本，這四類資本就可以兩兩組合出六種形式，更不用說三種混合在一起、四種混合在一起了。那樣的話，就把情況搞復雜了，也容易導致我們在討論混合所有制問題時抓不到重點。
國企改革是不是“一混就靈”？
說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但不等于說混合所有制是萬能的。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除了產權改革還有其他很多方面；各個企業又有自己的具體實際，有的適合混、有的不適合。所以說，混合所有制不能包治百病，不應該將它當成促進國企改革與發展的唯一手段。
當前，在推進國企改革進程中，要避免陷入“一混就靈”的誤區，好像只要搞了混合所有制，國企面臨的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比如，還有人認為，搞了混合所有制以后，企業自然就具備了最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而如果法人治理結構好的話，企業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婆婆”。我們不能為了宣傳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作用和必要性，就把它的功效無限夸大。
應該說，這個“以管資本為主”，不是憑空提出來的。隨著混合經濟的發展，企業的產權鏈條越來越長，越來越復雜：在國有經濟成分首次與其他所有制經濟成分相融合時，企業中國有產權與非國有產權的界限是明確的；但當這類混合所有制企業作為投資主體再次投資時，新形成的產權就變得不易明確區分其所有制性質。經過多個層次的投資組合，對國有資本監管機構來說，其面對的純粹的國有產權將越來越少，而變成各種類型、不同層面的“混合產權”。為了適應上述新變化，國有資產管理方式也要作出調整。
以管資本為主能夠簡化宏觀國有資本管理，并且有利于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的政企分開和規范治理，增強微觀經濟主體活力。然而，若是由此走向另一個極端，只抓資本不抓企業，則會陷入只見物不見人、將所有制等同于所有權的誤區，忽視了公有制企業在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方面的重要作用。長此以往，不僅對國有企業所寄予的“承擔社會責任”等期望成為一句空話，企業內部勞動關系和分配關系無異于私有制企業，就連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也將成為空中樓閣。因此，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控制力影響力，決不能只是抽象成以國有資本的絕對數量和所處領域來衡量，沒有了國有企業的實際存在，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將無從保障。
發展混合所有制是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
國有企業為什么要發展混合所有制？簡單地說，一是為了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包括說吸收非公有制企業機制靈活的長處，利用混合產權來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等，都屬于這個目的；二是為了更好地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這個除了在數量上通過控股來放大國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外，還可以通過兼并重組迅速進入到國企原本發展不足的一些領域。三是肩負著在合作中有效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使命。國家支持、鼓勵民營企業，它們發展壯大了以后路怎么走？是不是一定要跟國有企業勢同水火？支持、鼓勵很重要，引導也是非常必要的，而混合所有制為它們向公有資本靠攏、雙方互利共贏提供了一種可能。
那么，有所取還得有所予，與之相對應的，搞混合所有制，國有資本靠什么來吸引私營資本和企業家？如果只有把優質資產拱手相讓才能把合作伙伴吸引來，那就有國有資產流失的危險了。更關鍵的是，這些優勢和好處還要有可持續性，必須在接下來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中還能繼續發揮作用。
至于混合所有制究竟是民營企業的餡餅還是陷阱，從《決定》來看，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的用意是十分明確的，從具體的實施來看，各地推進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細則正在進一步減少民營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的限制。結果如何，最終還要取決于民營企業自身素質和眼界、胸懷，如果不顧實際情況盲目參與國企改革或改制，或者抱著投機的想法而對企業長遠發展缺乏考量，或者仍然在家族制的管理格局中故步自封，不允許國企參股、不允許其他民企參股，同樣無法通過混合所有制來實現發展。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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