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余莉,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國倫理學會理事,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和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的研究,特別是《群書治要》的弘揚。代表著作為英文專著《規則與美德的統一》,英文編著《東西方的美德概念》中文著作《群書治要十講》《儒家倫理學》中文編著《群書治要譯注》等。在牛津《中國哲學》《應用哲學》等知名期刊發表中英文論文百余篇。
【釋義】要想教育感化天下之人,必須首先安定家族、修正自身。只有治理好自身和家族,才能治理好國家。
【闡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一些歐洲學者一直在探討:為什么四大文明(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國)中的三種文明都消失了,唯有中華文明得以承傳下來,并且保持了五千多年經久不衰?經過研究,他們得出一個重要結論:這是中國人特別重視家庭教育的結果。歷史證明,這的確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重要原因。
家庭倫理道德教育是道德建設的起點。人從一出生首先面對的是家庭關系,在家庭之中,孩子受父母言傳身教的影響,初步形成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的方式和原則,這是培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品德的關鍵時期。
“心術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古代因此流傳下來很多家規、家訓,如《顏氏家訓》《了凡四訓》《朱子治家格言》等,“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也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俗語。縱觀歷史,凡是家道能夠承傳三代以上的家族,都有嚴格的家規、家訓。在鄭義門孝義傳家的故事中,鄭家從宋朝到清朝共有173位出仕為官者,無一人貪贓枉法。這正是鄭家嚴格的家規引導、約束的結果。可見,家庭教育不僅關系到自身的成長,還關系到個人的成敗榮辱以及家族的盛衰興亡。
《魏志·王昶傳》中記載,身為曹魏大臣的王昶是太原郡晉陽縣人,后升任兗州刺史。他曾告誡子侄,為子之道最重要的就是珍愛身體,保全品行,顯揚父母。這三件事人人都知道,可仍然有人做不到,以致身危家破。這是什么原因呢?因為他們一開始就不重視這些內容。孝敬仁義是各種品行當中最重要的,也是為官者立身、從政的根本。講孝敬,家族內部才會安定;講仁義,才會受到人們的尊重。一個人只有先修身,在內培養起深厚的德行,名聲自然會顯揚于社會。
相反,人如果不堅定地培養良好的品德,背離公義,就會陷入親族小圈子,搞用人唯親、結黨營私那一套,從而埋下彼此牽累的禍患。歷史和現實中,這方面的教訓都非常多,但仍有人重蹈覆轍。“莫用三爺(少爺、姑爺、舅爺),廢職亡家”,這是歷史的教訓和智慧。
追名逐利而忽視修養自身的人,沒有一個能保持家族長盛不衰的。司馬光就曾警戒后人:“積金遺于子孫,子孫未必能守。”因為“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古人通過正己化人的言傳身教,保持了一種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圍,從而使“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等圣賢教誨深入子弟的內心,使他們能夠控制欲望,并把職位、權勢當作建立仁德、施行道義的工具。誠如《群書治要·中論》所言:“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這不僅可以避免“富(貴)不過三代”的悲劇,也為治理國家、教化天下、改善世風奠定根基。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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