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霞，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三農問題。獲2010年全國“三八”紅旗手的榮譽稱號。
我認為推動土地規模經營的時機已經到來。我有三條理由。第一條理由，現在已經具有了推動土地規模經營的基礎。應該說我國農業勞動力經過30年的轉移，農村當中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都已經轉移到城鎮當中去了，粗略的計算有2.3億勞動力。所以在很多的農村當中已經出現了青壯年“農民荒”的現象，甚至很多的地區由于外出打工的人比較多，留在家里的都是婦女、兒童和老人，沒有能力來耕種這個土地，出現了大量的撂荒現象。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來推動土地的規模經營，我認為從客觀上已經存在了基礎。這是我的第一個論據。
我認為有條件，土地是稀缺資源，在農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在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期，土地基本上是可以說是我們農民謀生唯一的手段。所以那個時候我們農民對待土地是非常的珍惜，而且對土地權力非常的渴望。到了今天應該說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們經濟已經進入到了這樣的發展階段。有學者把它叫做社會化小農的階段，土地不再是農民謀生唯一的手段。現在很多地區農民的貨幣收入主要來自于非農收入。這個時候農民對土地權力的保有，我認為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的考慮是土地的保障功能。如果我出去打工了，像我們現在北京有很多的小時工，打工的人，最后如果城市沒有社會保障給他的話，他就得回到土地上去，土地是他最后的保障。第二個我認為很多的民把土地放在家里，由老人耕種、婦女耕種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權力。如果他不占有這個土地的話。把承包地退回去，那他的權力怎么實現？沒有其他的補償機制。兩點比較，可以說現在的土地主要起到保障作用。所以我說土地在起保障功能的時候，農民對土地占有的欲望不僅僅是直接的土地，而是對社會保障的一種要求。我認為現在這個機會，我們是可以用制度保障來換土地保障的一個很好的機會。這是我的第二個觀點。
如果到了商品化小農階段，土地成了農民的主要資產，這個時候農民就有了資產來源，他就追求資產收益的最大化，比如剛才咱們成都的同志介紹，在城鄉統籌過程中，城邊上的農民有資產的概念，宅基地要變現，小產權房有資產的概念，要追求土地的升值。這個時候對土地也是非常珍惜的，因為有資產的概念。所以說在我們國家由于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我認為在后兩個階段，啟動耕地的改革，用制度的保障來替換土地的保障，我認為是一個重要時機。第二個觀點有一個佐證。臺灣地區在上個世紀70年代進行了被他們稱為“二次土改”的階段。應該說第一次的土改是耕者有其田，追求的是公平。第二次是提高規模，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他們所做的制度變遷應該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認為，我們現在也到了第二次土地制度變遷的階段。
第三個就是有動力。這幾年，種糧大戶中還是存在種糧的積極性，并且不斷地提高。所以很多真正種糧的農民還有積極性去擴大自己的經營規模。例子很多，在我調研的過程中，河北、山西還有農民愿意耕地。這樣好的條件，糧食價格不斷上漲，政府補貼不斷增多，國際糧價也在不斷上漲的情況下，有很多的農民愿意擴大自己的土地，進行規模經營。這也反映出有一些愿意從事農事活動的青年農民還是有種田的積極性。
從以上三點上來說，一個是基礎，一個是環境，一個是動力，具備了土地進行規模經營的條件。
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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