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薇，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員。中華日本學會會長，日本研究所原所長。
眾所周知， 戰后71年來，因《舊金山條約》及美日同盟關系等因素的制約，中日兩國在東亞地緣政治中一直處在不同的政治平臺上，這種狀況在客觀上導致了中日兩國在政治上形成結構性矛盾，一旦兩國以及地區內外條件發生變化，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就會嚴重阻礙雙邊關系的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東亞成為全球最強勁的高增長、高潛力地區，特別是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和國防能力的提升，以及美國戰略重心重返亞太，日本強化美日同盟關系，在這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下，中日之間的結構型矛盾對中日關系造成了巨大沖擊。雙邊關系進入“新常態”。
何謂中日關系“新常態”
談到“新常態”，首先需要認定何為“常態”？從歷史的宏觀視野看，中日兩千年友好交流的說法不夠客觀。歷史上中日之間雖然經歷過多形式的文化傳播和人員互動，但在更長時間內是處在相互隔離的狀態，由此形成的是文字相同但文脈全然不相通，看似了解卻無法徹底詮釋的差異。這種“非敵非友”的狀態是中日關系經歷的常態。
近代以來，兩國經歷了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也經歷了邦交正常化后的“蜜月”期，這些在中日歷史長河中也是短暫的，并不是常態。
進入21世紀后的中日在戰略及政治關系上有對立、摩擦，但雙方尋求基本穩定；在軍事安全領域有對峙、爭斗，但難以發生正面戰爭；在經貿關系上維持互通，尋求互惠；在人文社會交流方面逐步擴展，相互認知難以提升。簡單而言即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互利互惠、往來不絕的新現象，因歷史上從未有過這四種狀態同時存在，故曰為“新”。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對外重大戰略方針方面，中日在戰略與全局層面上對對方的評估、定位、核心對策已經基本就位，雙方都竭力把兩國關系納入到各自的整體大戰略框架中進行設計和處理。
日本的戰略精英對雙邊關系做了較長期的審視，認為整個21世紀日本外交的最大課題是對中國的外交。日本2013年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系統提出了對華方針和防華策略，防衛計劃大綱針對的主要目標是“中國威脅”，戰略疑慮與戒備比任何時候都強烈；安全關系上呈現非良性變化。此外，日本深受美國的亞太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的影響，正在利用這個空間和時間契機調整國家發展戰略。因此，這個態勢在中短期內難以扭轉。
中國在21世紀要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為此，中國提出了與之相適應的“新型大國關系”、亞洲“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構想等。由于中日關系的特殊性，即雙方存在歷史認識差異和釣魚島主權爭端，以及雙方存在地緣政治上的結構性矛盾，使得中國在處理對日關系上困難尤大。例如，中國“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大戰略以及一帶一路構想，對中日關系而言，在觀念、秩序、經濟、安全等方面存在來自日本的排斥；中國倡導的“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思路也難以適用于日本，因為日本將自身置于同盟關系中，戰略安排必須符合美國的利益。同時，由于日本不具備美國同樣的強大影響力，采取把中日之間的矛盾向多邊、向周邊、向機制上擴散、推升的做法，將其自身排除在大國之列。中國在中日雙邊關系上比日本抱有更大的轉圜愿望，例如中國多次強調把世代友好作為中日關系發展的根本目標，但日本稱友好已經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以上雙方這些戰略安排上的和認知上的差異，決定了中日新常態的長期性和復雜性。
如何面對中日關系的“新常態”
妥善處理好中日關系，對于中國非常重要，它不僅是實現發展目標推進發展進程的需要，也是和諧世界命運共同體之價值觀的必然選擇。排除一切消極面，僅從積極的方面看，中國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周邊國家對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理解和信任，也離不開中國自身的踐行。對這一點，日本是期待的。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十三五規劃要實現轉型升級和全面的可持續發展，這些任務的完成需要日本發揮積極作用，也需要日本經驗，而日本在這一點上也是持積極態度的。中國作為日本周邊的大國，其重要性是被日本廣大民眾承認的，建立和諧互惠的雙邊關系，也是日本民間社會期待的。這表明，雙方改善關系的基礎猶在。
在當下，建議以創新的思路引領中日關系朝正常軌道平穩發展。鑒于中日關系進入新常態，構建中日關系的基本框架需要調低目標，防止大起大落和急于求成。同時，要作長期準備。在中國的和平發展帶給東亞根本性變化、日本主觀愿望隨之發生轉變、日本戰略精英和社會對華形成新的大共識、雙方戰略基礎得以重建、雙方內生穩定的地緣政治結構之前，中日關系新常態的路還很長，這是復雜的、漫長的、動態平衡的進程。
面對現實客觀困境，心態不一樣，選擇的政策也就不一樣。如果只看到消極的一面，就會選擇對抗政策；如果能看到積極的一面，就會選擇雙贏的政策。因此，我認為，中日雙方面對結構性的矛盾需要保持理性，在雙方的利益公約數中尋找共識，如和平穩定、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方式，通過尋找調整路徑，在可能進行對接的領域構建協調共建的方式。由于中日關系斗而不破的特殊性，需要給出紅色底線，提出負面清單，如正確認識歷史問題的紅色底線、釣魚島承認爭議并擱置爭議的紅色底線等，把矛盾控制在可限范圍內。盡快建立健全?？瘴C管控機制，避免軍事沖突與局部戰爭。大力推進經貿合作，促進利益融合，推進共同體建設。繼續擴大人文、社會交流，建立機制，特別是擴大和提升知識界、文化界和青少年的交流。
來源：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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