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朗，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民主革命時期教研室主任。
來之不易的勝利
首先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就是關于1949年奪取了全國政權這個勝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歷史開始了新的一頁，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我們一定要看到這個事件的巨大意義，為什么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就是在這之前，從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是站不起來的，中國人民生活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之下，中國近代史是非常屈辱的歷史，是受外國侵略者壓迫、任人宰割的歷史，中國人民像是跪著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終于揚眉吐氣地站起來了，這一點意義是非常重要的。回顧這段歷史，還有一個問題需要重視，就是從近代以來，無數的仁人志士都希望中國人民能夠站起來，能夠把帝國主義強加給我們的屈辱歷史改寫。為此，許多人都進行了奮斗，從清末的改良派、戊戌變法、太平天國，到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但是都沒有成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歷史是一個巨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從此，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國家的利益由中國人自己來支配，不允許任何外國列強指手劃腳，這是民族的光榮，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這個勝利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國共產黨當時面臨的敵人非常強大，困難非常多。
第一個困難是帝國主義在經濟上、政治上操縱和支配中國。中國清末時期、北洋軍閥時期直至國民黨時期，許多活動都是聽命于帝國主義。我舉個北京的例子，1935年，日本在華北大規模走私能源、物資、毒品、槍械、海產品，當時北平海關去稽查，日本人出來干預，要求北平政府停止在北京周圍的稽私活動，否則采取斷然措施，當時的北平政府在日本的威脅面前就停止了稽私活動。同樣是1935年，日本對當時北平的市長、駐軍包括國民黨的北平黨部不滿意，要求換人，國民政府完全聽從了他的要求，調走了當時的東北軍張學良部隊，撤換了國民黨中央任命的河北省主席、北平市長、天津市長包括國民黨的天津黨部。抗日戰爭之后，包括國民黨逃到臺灣之后，一直是聽美國的。抗日戰爭勝利之后，在美國主導下，1950年簽訂了《舊金山協議》，解決戰爭過程中和日本打過仗這些國家的國際關系，但是這個協議沒有明確表示把臺灣歸還中國，國民黨蔣介石對此也不滿意，但是他后來還是聽了美國的話，簽訂了《舊金山協議》。
在舊中國很長時間里，中國國家的事情不是由中國人和中國當時的政府作主，而是由外國侵略者、由外國政府給中國人作主，當時中國的統治者和帝國主義是結合在一起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面對的敵人很強大，既有帝國主義又有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國民黨在解放戰爭時有800萬軍隊和美式裝備，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在很困難的情況下逐漸發展，戰勝如此強大的敵人非常困難，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復雜性、艱巨性一個重要標志。
第二方面困難是共產黨面臨殘酷的鎮壓。北洋軍閥時期對共產黨進行殘酷鎮壓，他們把共產黨叫赤黨、過激黨，要堅決鎮壓。中國共產黨著名領導人李大釗是被北洋軍閥張作霖給絞死的。國民黨時期，殘酷鎮壓的程度就更深了，最典型的是“寧可枉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所以，大家看到許多的影視作品、回憶文章或者書籍都介紹說當年的共產黨人是不斷有人流血犧牲，處在非常慘、非常險惡的環境中。國民黨就是企圖通過殘酷的鎮壓來打擊共產黨、消滅共產黨，遏制革命。他們用屠殺讓你感到害怕、感到恐懼，然后搞垮共產黨。新中國1955年授銜大將之一的徐海東，他們家族被殺了60多人，村里凡是姓徐的男性全部被殺掉。國民黨屠殺共產黨人的時候甚至掘祖墳，湖南軍閥曾經到韶山去要掘毛澤東的祖墳，因為搞錯了才沒成功。現在有記載的掘到祖墳的有陜北紅軍創始人劉志丹。當時參加共產黨、參加革命是非常危險的，不僅是個人的危險，而是整個家族的危險，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種險惡、危險的環境中逐漸發展壯大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三方面困難是條件非常的艱苦。我們大家都知道政治學有個概念叫“利益驅動”，就是我干這個事，一定要看到這個事對我有好處。但是，當時許多共產黨人來參加革命明顯看不到好處，革命是非常艱苦的，經常是沒有飯吃、人身安全沒有保障，在非常艱苦的生活條件下進行激烈斗爭。放在今天來講許多現象都覺得不可理解，比如長征中一晝夜走240里路，我們今天24小時走240里路是不可設想的。當年的共產黨人就是在這樣艱險的環境里進行革命，在只有付出沒有利益回報的條件下，使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遷。
取得政權的原因
敵人是強大的，條件又非常艱辛，自己的物質條件又非常不足，共產黨為什么能夠奪得了政權取得勝利？早期參加革命的共產黨人，他們有著奮斗的精神，但是并沒有想到勝利就在眼前，但是他們還是在繼續革命，人們為什么這樣？我想有這樣四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勢推動了黨和革命事業發展。
這個政治優勢就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了時代發展的潮流，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所以在那樣艱苦復雜的條件下，許多人犧牲了，許多人被國民黨抓起來了，但是仍然不斷有人來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從建黨時期的50多人到大革命發展高潮的6萬多人；“四一二”事件國民黨背叛革命，共產黨員變成一萬多人，到1930年又有30萬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剩下四五萬人，到1942年又有80萬人；1945年中國共產黨七大時有120萬黨員，到1947年有200多萬黨員，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是448萬人，黨組織在斗爭過程中不斷發展壯大。這么多人不顧個人和家族安危、不計代價參加共產黨、加入革命的隊伍，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勢。黨的救國救民的主張，使中國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然后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抱負和政治主張吸引著許多人靠攏黨、參加黨、為黨去奮斗，這就是政治。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的政治綱領、政治主張是至關重要的，國民黨有八百萬軍隊，有先進的美式裝備、坦克、重炮、飛機，掌握著全國大中城市，有經濟基礎，有物質資源，還掌握著交通線路，其優勢遠遠大于共產黨的軍隊，但是共產黨以100多萬的軍隊戰勝了國民黨400多萬軍隊的包圍和進攻，并在戰爭過程中不斷地發展壯大，最后消滅國民黨800萬軍隊。坦率地講，蔣介石也是一個政治家，也有一定的謀略，國民黨的許多戰略和軍事計劃都是符合軍事原理的，國民黨的許多軍官都是軍事院校畢業有作戰能力和軍事素養，而且國民黨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很多軍事計劃都是美國軍事家制定的，但是國民黨軍心渙散、內部勾心斗角，再好的計劃都實現不了。用國民黨的一個軍令部的部長的話說，共產黨的軍隊是有主義的，國民黨的軍隊是沒有主義的，所以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部隊戰勝了無主義的部隊，突出的就是政治優勢。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勢就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人民而奮斗，政治工作把人心給凝聚起來了，人心凝聚起來了就有戰斗力，就可以克服常人不能克服的困難，就可以創造許多的奇跡。所以說，中國共產黨的成功是政治上的優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近代以來有兩大歷史主題，一是國家獨立、人民解放，二是國家富強、人民富裕。中國共產黨在二大開始確定了反帝反封建，反帝就是實現國家獨立，反封建消滅當時的封建經濟制度、消滅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解放農民，反帝反封建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潮流，因此不斷有人認可共產黨這個主張，靠攏共產黨、支持共產黨。前一段演的《潛伏》社會影響很大，里面的原型確實存在，其中有個原型性的人物叫李茂堂，他原來是共產黨，1935年被國民黨抓住了，為了活命叛變成為國民黨的中統特務，但他的思想認識上還是認同共產黨的，因此國共合作抗日之后，他又逐漸尋找共產黨組織向黨組織靠攏，給共產黨提供情報、提供幫助，1944年經過中央批準再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建國初期是甘肅省公安廳的廳長。很多國民黨高官的子女毅然加入共產黨。如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1947年傅作義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在華北地區和共產黨人民解放軍作戰，恰恰就在1947年，他的女兒傅冬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還有蔣介石的文官陳布雷的女兒陳蓮在40年代加入了共產黨。
還有從30年代開始一直到40年代，國民黨許多高官背地里參加共產黨。如文革前北京市副市長王昆侖，他曾經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和國民黨立法院的委員，而且他是太子派孫科的主要人物，他在1933年秘密參加中國共產黨。一般人來講也不好理解，他是國民黨的高官，生活條件是非常舒適的，卻在革命很困難的年代參加了共產黨。還有一個何基灃，國民黨二十九軍的一個主力旅的旅長，盧溝橋事變之后升任為國民黨的師長，1938年秘密前往延安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后來在淮海戰役中起義，淮海戰役時他是國民黨的軍團副司令兼軍長。像王昆侖、何基灃這樣的還不是個別的，當時有一大批國民黨的軍長、師長級的人物秘密參加共產黨或者靠攏共產黨，為共產黨做事。從條件上來講，他們當時處在社會的上層，為什么要冒著危險去參加共產黨呢？就是認同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雖然當時條件很艱苦，力量也非常弱，但是他的政治主張代表和反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要求，符合歷史潮流。30年代抗日戰爭爆發之后，有大量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奔向了延安和抗日根據地，有統計說當時的青年學生有70%去了延安和抗日根據地、20%去了大后方國民黨地區、10%留下來了，當時延安條件是很艱苦的了，為什么大量的青年知識分子涌向延安呢？仍然是共產黨對他的吸引，而共產黨這個時候吸引他們的就是政治主張。政治路線決定一切，政治路線正確與否關系一個黨的興衰成敗，一個黨的政治路線、政治綱領是不是能夠為人民所認同，關系這個黨的前途和命運。
中國共產黨在那樣艱苦的歷史條件下，能夠不斷地戰勝困難，不斷地發展壯大，不斷取得勝利，首先是贏得了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支持，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黨的先進性的政治優勢。
第二，共產黨人為主義、為理想英勇奮斗的行動極大地促進了革命。
當年的共產黨人為了黨的利益、為了黨的目標而努力奮斗，努力踐行黨的主張、路線、方針和政策。當年開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是非常不容易的，從理論上講工人階級是當時的先進組織，農民階級是中國共產黨可靠的同盟軍，但是實際上不是關系密切就跟著我們走了，必須要用行動來證明、讓人們慢慢認可的。所以，當年共產黨人開展工人運動的時候，許多知識分子、青年學生都深入到工人中間。為了發動工人，北平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黨的干部也去拉黃包車，跟工人們融合在一起；為了到安源煤礦去發動工人罷工，李立三等人也是穿著工人的服裝下到煤窯里和工人在一起生活，跟工人打成一片了才和他們一塊兒交流；為了發動農民，就深入到農村跟農民一塊聊天、一塊種地，幫助農民去干活，然后再發動起來。正是因為共產黨人用堅毅的行動獲得了工人、農民的認可，在很困難、很危險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共產黨。
當年爬雪山過草地是非常艱苦的時期，體現了紅軍英勇的、所向無敵的那種革命精神，他們為了革命的目標、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理想，不畏艱難困苦、流血犧牲，他們的行動影響、感染了很多人。當年很有影響的一本書是斯諾寫的《西行漫記》，這本書激勵著、影響了很多青年參加共產黨、參加革命，《西行漫記》反映的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張聞天、博古、周恩來、徐海東、林彪等紅軍經過怎樣的曲折和艱辛參加革命的，這本書把國民黨妖魔化共產黨人的種宣傳給打破了，國民黨當時要打擊共產黨，說了共產黨人許多壞話，對共產黨進行妖魔化宣傳，說共產黨人六親不認、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等等，由于國民黨的封鎖和反共宣傳，許多人對共產黨是不了解的，斯諾作為一個中間立場的美國記者，在陜北考察了三十年，把共產黨人的形象、共產黨的人的行動、共產黨的優點以及不足全部如實地反映出來，給人民展現了共產黨人充滿生機勃勃、為了中華民族解放大業而努力奮斗的形象，由此感染許多人，他們了解到共產黨人有遠大的政治抱負、有救國救民的胸懷，同時有腳踏實地、艱苦奮斗、堅韌不屈、英勇奮斗的行動，因此許多青年走向延安、靠攏共產黨。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黃炎培自稱是五朝元老，經歷的事情很多，又是高級知識分子，所以他對于國家、民族、政治有自己的領悟和判斷。早期他是蔣介石的座上客，經常被蔣介石請去談話聚餐，后來他拋棄了蔣介石而轉向共產黨，變成了中國共產黨堅定的同盟者，為什么這樣？他曾經這樣講到，通過抗戰時期跟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這些共產黨人的接觸，從中國共產黨人身上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什么樣的黨，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是在為誰服務、為誰奮斗，由此對他這個幾朝元老、在政治上見多識廣的人產生了很大觸動，從心里認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靠攏了中國共產黨，所以新中國成立以后，他成為政務院的一個副總理。
我們今天客觀地思考一下，當年那一代人奮斗的業績是非常感人的，甚至是普通人難以做到的。那個時候前途未卜，物質條件很差，但是共產黨人從自己做起，努力地、一步一步地為黨的綱領、路線去奮斗。在40年代的重慶，許多人對共產黨人的認識是怎么樣呢？如果你這個人很正派、不抽煙、不賭博、不搞那些亂七八糟的事、不坑蒙拐騙，國民黨就可能認為這個人是共產黨。樂于助人又沒有其他的毛病，正直、正派、作風很嚴謹的人就會被國民黨特務認為是共產黨，這就是共產黨人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就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人領導革命軍隊、領導根據地的人民艱苦奮斗，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不斷地開創了革命的視野，推進了全國的革命。
第三，積極而切合實際解決全國人民的切身利益。
共產黨在當年是少數，甚至在我們今天也還是少數，我們今天有8000多萬黨員，但是相對全國13億人口而言黨員還是少數，在土地革命時期開始的時候就1萬多黨員，當時全國有4億多人口，甚至到全國解放時有448萬黨員，但跟當時的四億五千萬人口比起來還是少數，所以黨要踐行自己的奮斗目標，必須贏得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支持，把人民群眾組織和發動起來，共同革命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共產黨人為什么能把人民群眾發動起來，使人民群眾認可共產黨，支持共產黨，追隨共產黨去革命？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給人民以好處，共產黨給人民以好處主要體現在兩部分人之間。
一是給農民好處，主要體現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經濟上的好處就是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從中國近代以來，農民問題就是土地問題，少數地主、富農擁有大量的土地，而80%貧苦農民無地或者少地，而農民生存的條件是土地，如果沒有土地，他的生活就難以保障，就只能去給地主打工，所以從近代以來中國的問題主要是農民問題，農民的問題是土地問題。看到這一點的人很多，孫中山時期就強調平均地權，就是要解決土地集中的問題，但是國民黨雖然提出了這樣的主張卻沒有實行，因為他代表了地主階級之類的利益，要解決土地問題必然要觸動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從大革命時期就提出要發動農民解決農民土地的問題，大革命失敗以后，黨明確地把土地問題作為中國革命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打土豪分田地，由于打土豪分田地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所以把1927年1937這一段叫土地革命時期。1937年盧溝橋事變，為了統一戰線，聯合國民黨、地主階級抗日，共產黨把土地革命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改為“減租減息”，這是在抗日戰爭民族利益情的特定歷史條件下解決農民經濟問題一個政策。抗日戰爭勝利之后，黨又再一次明確提出要解決農民土地問題，1949年制定了《土地法大綱》，《土地法大綱》明確提出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變地主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所以解放戰爭時期在反對國民黨進攻的過程中，進行了空前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解決土地問題給農民經濟上以好處，這就是看得見的福利。政治上給農民的好處就是賦予農民選舉權、被選舉權等政治權利。中國封建社會一直到國民黨時期，廣大的民眾沒有政治參與權利，辛亥革命之后有選舉制，但是當時的選舉制度對選舉人、被選舉人有官職、學歷、財產的要求，普通的平民百姓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中國共產黨從土地革命時期開始在根據地大規模選舉，廣大的人民群眾都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給人們政治權利，這個政治權利實質上是對廣大人民的人的權利、尊嚴、社會地位的尊重，是對人政治上的解放，對于調動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對于解決農民對共產黨的認同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經濟上要讓農民翻身，政治上是也讓農民翻身，毫無疑問，人民群眾認同共產黨，跟著共產黨。經濟上狀況改善了、生活條件改善了，共產黨給人民群眾帶來好處，解決了人民群眾當時迫切需要解決、要改善生活環境的問題，這一點對人民群眾認同共產黨、跟從共產黨是非常重要，但政治上的翻身同樣重要。現在有人強調是經濟上的翻身，我說只有經濟上的翻身，人民群眾不一定跟你走，必須是政治經濟雙方面的。因為在這個年代，跟共產黨走是有許多付出的，要為戰爭服務、要去參軍參戰，經濟上他是翻身了得到好處了，他要維持這個果實，另外共產黨給他前所未有的榮譽，使他作為一個人的價值體現了，讓他從心里邊認同共產黨。
在中國當時的“人民”概念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對待資產階級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上出現的“左”的錯誤、右的錯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處理資產階級關系上出現的錯誤。遵義會議以后，中國共產黨正確認識和處理了資產階級的問題。當時中國資產階級人數不多但政治影響大，同時資本主義生產力還是一個向上發展的生產力。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很好地處理了資產階級的問題，首先把資產階級區分為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也就是大資產階級和中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就是蔣介石、國民黨權貴代表，是國民黨政權的階級基礎，我們在解放戰爭時期把它作為革命的對象，抗戰時期由于他抗日，所以我們把他作為合作的對象；中國共產黨從1935年就認識到，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是動搖的，和國民黨反動派相比他是中間勢力，但是這個中間勢力影響很大，他倒向國民黨對共產黨就不利，他倒向共產黨就極大地削弱了國民黨，所以我們要團結他們把他們爭取過來。我們通過斗爭解決他的搖擺性問題，通過利益驅動去爭取他，讓他感覺到跟我走有好處。那么給資產階級的好處是什么呢？民族資產階級希望革命后能夠獲得發展，在延安時期，黨的政策就明確提出了在革命之后允許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給予發展便利。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專門約見了重慶的民族資本家，明確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奪得政權之后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這就是滿足資產階級的愿望。民族資產階級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帝國主義、外國資本主義的打壓，也受到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排擠，所以他有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反買辦資產階級的要求和意愿，中國共產黨政治主張明確地反帝、反封建，政治上完全滿足民族資產階級這個愿望。經濟上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之后能夠存在并發展，政治上又把擠壓民族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推倒，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都能得到好處，所以他們從原來的恐懼共產黨、對共產黨不了解到后來逐漸的認同共產黨、靠攏共產黨，之后支持共產黨。解放戰爭時期，許多民族資產階級把廠房和資金都留到了內地，當時蔣介石也曾經脅迫民族資產階級、資本家把廠子的資金卷走，但是絕大部分的民族資本家都留了下來，他們是從共產黨的主張中、從共產黨的行動中認同了共產黨，共產黨的政策給他帶來了好處。在北平解放以前，當時北大、清華等高校的知名知識分子都在北平地區，蔣介石通過胡適派一架飛機來接這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到南京去，然后跟他去臺灣，但是最后沒有一個人搭他的飛機去，80%的頂尖知識分子留了下來。當時上海青紅幫的頭子杜月笙，他跟蔣介石、跟國民黨權貴都有很密切的聯系，但是到解放戰爭時期也留下來了，蔣介石當時也動員他走，但是他沒有跟蔣介石走。榮氏家族、火柴大王劉洪生、永安集團等等當時在中國很著名的民族資本家都留了下來，就是他們從共產黨的政策和行動中感受到了他們是能夠得到好處的，也是認同共產黨的。
當時中國的80%人口是農民，農民得到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認同了共產黨，可以說整個中國人口的絕大部分認同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當時的社會精英資產階級有許多發言權、有很大政治影響力，他們也認同、支持共產黨。所以從當時中國社會的人心向背來講，是背棄國民黨認同和支持共產黨，這就是人心向背決定了國共兩黨的命運和前途。
第四，黨有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適合中國國情，適合具體的歷史環境。
我們大家都知道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曾經遭受了兩次重大的挫折，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1935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兩次嚴重的失敗幾乎使黨處在非常危險的邊緣，為什么會發生這樣兩次嚴重的挫折和失敗呢？很大的原因就是當時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出現了嚴重錯誤。大革命時期出現了右傾錯誤，對國民黨反共行動沒有采取正確的應對政策。第五次反圍剿的時候是左傾路線在全黨占統治地位，成為錯誤的軍事路線、錯誤的政治路線、錯誤的經濟政策，統一戰線方面錯誤的做法，使黨受到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軍事方面的錯誤導致作戰的失敗，而統一戰線方面的錯誤官僚主義孤立了自己，經濟方面也有許多錯誤使根據地經濟很困難，所以諸多的因素下特別是在軍事戰場上的錯誤指揮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這個錯誤后果是非常嚴重的，我們為什么要長征？就是出現了嚴重的錯誤，在中央蘇區待不下去了。但出現這樣嚴重的錯誤不久后黨又復蘇了革命，為什么能夠復蘇？就是大革命失敗以后，黨的八七會議、黨的六大提出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從而在逆境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復蘇了革命。所以政治路線是非常重要的，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夠正確地應對當時復雜艱辛的局面，能夠克服困難、戰勝困難，從而開創新的局面。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歷經曲折戰勝嚴重困難，恰恰是黨的總體上有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特別是在遵義會議之后，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沒有出現大的失誤。
比如說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實行的戰略方針是敵后游擊戰，現在有人對這個游擊戰的方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的人說共產黨就是瞎掰，抗日打游擊戰是小打小鬧，但是如果我們回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從當時的歷史環境去考察，一定可以得出這個戰略的英明性。日本侵略軍當時是世界軍事強國，是中華民族強大的敵人，他的軍隊很有戰斗力，有先進的武器，有世界一流的軍隊裝備，軍隊訓練有素、獨立作戰能力很強，士兵在武士道精神的灌輸下很頑強。所以在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之后，中國人民面對的是一個強大的、兇惡的敵人，如何和這個強大兇惡的敵人作戰并且贏得勝利，這是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之后首先應該解決的問題。1937年8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提出了紅軍的作戰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當時許多人都不理解，因為日本人從華北、華中大規模侵略中國，覺得靠游擊戰去打日本對整個戰局影響小、戰果也小，不能遏制日本人的進攻。但是毛澤東為什么這樣提出來呢？毛澤東是根據中日戰爭的特點、中日軍隊的特點，八路軍、新四軍裝備的特點而提出來的。當時八路軍、新四軍的裝備不行、彈藥不足，八路軍開赴山西抗日前線的時候，三萬多人只有一萬多支槍，平均一支槍只有30顆子彈，沒有炮和重機槍，這一萬多支槍都是在過去戰爭中繳獲過來的，有德國造的、捷克造的、漢陽兵工廠的、山西閻錫山兵工廠的，五花八門。只有三十顆子彈，如果在戰場上對射一會就打完了，所以沒有條件去打陣地戰，只能打伏擊戰，就是預先選好有利地形埋伏好，等日軍過來打一陣槍和手榴彈，然后馬上沖上去和日軍進行肉搏戰。游擊戰的特點就是偷襲，趁其不備打一下，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恰恰當年八路軍、新四軍有跑得快的優勢，戰爭目的就是消滅敵人保住自己，我在這兒打一下就跑了你追不上我，我就勝利了，這就是游擊戰。事實上游擊戰的做法對日本的打擊和殺傷的戰果是顯著的，華北抗日根據地領導人在抗日戰爭之后算過一筆帳，當時八路軍在華北掌握三百多個縣，如果一天一個縣消滅一個日本人，一天就三百多人，一個月就能消滅日軍九千人。九千人是一個什么概念呢？我們大家都知道抗日戰爭時期，有一次重大的戰役叫臺兒莊戰役，國民黨調動20多萬的精銳部隊消滅日軍一萬多人。八路軍靠游擊戰，我一個縣消滅一個人一個月就九千人，而八路軍當時一共只有三四萬人，要全部去打陣地戰也打不了多少。所以游擊戰是毛澤東根據整個戰略形勢、敵我雙方力量等情況提出的戰略，應該說這是致日軍于死命、充分發揮八路軍新四軍優勢的一個戰略。
臺灣一些學者講國民黨抗戰時期進行了22次會戰，每一次都是十幾萬、幾十萬人作戰，你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就幾萬人，當然不可能有那樣的作戰了，但是游擊戰一年把日軍四十萬人次的兵力牽制和消耗在這個戰場里，八年抗戰消耗多少人？你說他對整個戰爭的影響和貢獻有多大？應該說是正確的戰略、正確的方針、正確的政策產生的積極的效果。還有一個說法是抗戰時期國民黨犧牲了200多個將軍，而共產黨犧牲的高級領導只有2個，一個是新四軍第四師的師長彭雪楓，一個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我跟他們說不能這樣去比較，為什么呢？首先，我們不能以死的將軍多少來評判對戰爭的貢獻，因為戰爭目的首先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毫無疑問每一個在抗日戰爭犧牲的將士都應該被肯定，因為他是為國家、為民族犧牲的，但是不能拿這個來評判抗戰貢獻。錯誤的戰役、錯誤的指揮，損失肯定很大，但是并不能說明對抗戰的貢獻大。第二，八路軍新四軍的作戰方式和國民黨軍隊正面戰爭的作戰方式是不一樣的。正面戰場作戰的方式是打陣地戰，如果我們大家有機會看看電影《血戰臺兒莊》，國民黨抗日將士流血犧牲為國、為民奮斗那種精神和事跡是感人的，但從戰略上戰術上來講是不可取的，死守著一個地方，然后在日軍進攻下應敵，最后全軍覆沒。八路軍新四軍采取游擊戰，游擊戰的方式就是發揮自己的優勢，利用敵人的劣勢弱點去打擊敵人。第三，抗戰時期共產黨的犧牲是很大的。因為當時國共合作，國民黨就給八路軍三個師的編制，所以當年紅軍許多師長都被降為了團長，師長是將軍，團長就不是將軍了，如果從團長算起，共產黨犧牲團以上的干部、地區地級以上的干部多極了，師以上的干部就犧牲了近二百人。我說這個還是要突出說明正確的戰略方針和政策策略對革命戰爭的重要作用。
由于遵義會議之后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下，有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正確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黨克服了困難沒有出現失誤，革命一直向前發展，所以歷史說明了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策略對于革命、對于黨的事業的極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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