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興山，中央黨校原教育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自美國金融危機發生一年多來，國內外對于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和應吸取的教訓從各個層面做了很多研究和分析。比如從社會制度層面，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造成的；從人的品性層面，認為這是由于人的貪婪本性和道德缺失所造成的；從經濟運行和管理層面，認為這是由于政府推行經濟自由主義、疏于金融監管所造成的等等。而與此同時，由于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受沖擊的程度相對較小并及時采取了應對措施，于是國外也有許多溢美之詞，有些甚至是戴了許多高帽子。國際上的各種說法，雖然有些并不是毫無根據，但總體上說我們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要正確地看待別人，也要正確地認識自己；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沾沾自喜。
經濟危機猶如自然災害，既是不可避免，又有其兩面性。所謂兩面性，就是一方面，它會為經濟的發展帶來很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它也是人們研究和認識經濟規律的大好時機。綜觀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和經濟制度的完善，差不多都是在每次大的經濟危機之后才取得重大突破的。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斷言，如果說這次金融危機的危害是百年不遇，那么其研究的價值也是百年不遇。在這里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要緊密結合本國的實際，正確地吸取危機的教訓，既不能泛泛而論，也不能機械照搬。目前我國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因此深入地分析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并結合中國實際，正確地吸取這次危機的教訓，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不但涉及我國當前如何應對金融危機的問題，而且也涉及我國如何深化改革和長遠發展的問題。
一、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及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處理好的幾個關系
拋開資本主義的根本制度不談，僅從經濟運行和管理方式的角度來看，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主要教訓，就是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要處理好以下四個關系：
（一）市場調節與宏觀調控的關系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長期實踐證明，市場調節和國家干預這“兩只手”的關系，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最主要的關系，也是最難處理好的關系。
綜觀西方經濟學，從主流學派來說，基本上就是兩大學派，即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所謂經濟自由主義學派和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所謂國家干預學派。可以說，一部西方經濟學說史，基本就是這兩大學派的斗爭史。二者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情況下，此消彼長、各領風騷，既相互否定，又相互補充，共同推動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也分別從不同角度影響政府和經營者的決策。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西方經濟學兩大主流學派的爭論，也并不是主觀隨意和雜亂無章的，而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和規律性的。其一，兩者的此消彼長都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背景下發生的，也就是當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政府干預過多、市場調節的作用不能很好發揮時，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就會占上風；而當國家干預不夠、市場缺陷和市場失靈的問題充分暴露時，主張強化國家干預的觀點就會占上風。其二，無論是經濟自由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其基本觀點和主張從來沒有絕對化，即從來沒有絕對地主張經濟自由和絕對地主張國家干預。例如，亞當·斯密主張用看不見的手調節，但并不是完全否定國家干預，只是反對國家過多的干預，相反有些國家干預的主張恰恰是他首先提出的。而凱恩斯主義主張國家干預，也并不否定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而是主張讓國家之權威與私人之策動力量互相合作。
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應當說確實與美國政府長期來就奉行減少國家干預、對資本市場放松控制密切相關。關于這一點，連格林斯潘也承認：過去錯誤地相信自由市場可以調節金融體系而無需政府加以監管，是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實際上，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從20世紀90年代起就開始發展，進入90年代末后，則迅速膨脹。在這么長的時間里，美國政府應該注意到這一高風險金融產品對經濟可能產生的危害。尤其是當這種貸款被金融機構制作成各種金融衍生產品大肆流向市場時，更應及時發現并采取措施。可惜自20世紀80年代里根時代開始，美國的經濟自由主義就占上風，使大量金融證券機構置經濟安全于不顧，利用寬松無邊的環境肆意進行投機并從中獲取巨額利潤。也正是這個原因，美國這次應對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開始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監管，并通過注資拯救一些關鍵的企業和金融機構。
（二）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從經濟發展的進程來看，虛擬經濟是在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近一百多年來，特別是近二三十年，隨著實體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虛擬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據有關資料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平均年增長3%左右，國際貿易平均年增長5%左右，但國際流動資本增加了25%，全球股票總價增加了250%，1997年全世界虛擬經濟總量達140萬億美元，約為當時各國GDP總量的4倍。全世界虛擬資本平均流量大約1.5萬億美元，約為世界平均實際貿易額的50倍。
毫無疑問，虛擬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是人類社會進步的表現，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它不但大大擴展和豐富了經濟發展的空間和內容，而且對于加快流通速度、減少交易成本、促進企業改組聯合、提高資源優化配置效益等都有很大的積極作用。但是，虛擬經濟畢竟是一種服務型經濟，它要以實體經濟發展為基礎，并要以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為宗旨。如果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的發展，變成單純的價值符號交易，即如馬克思所說的為了賺錢，企圖繞開生產過程，由G-W…P…W-G′，變成單純的G-G′，就會形成狂熱的泡沫經濟或虛假經濟。
虛擬經濟過大地脫離實體經濟，以致形成泡沫經濟、虛假經濟，是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和表現。從次級貸款到華爾街金融衍生產品的打包倒賣，都表現了這一點。據有人估計，美國金融機構發放與實體經濟相關的實物類貸款不到20萬億美元，而與實體經濟發展無關的金融衍生產品卻高達400萬億-600萬億美元。又據有關資料表明，2000年全球金融衍生產品總值為100多萬億美元，而到2007年就暴增到516萬億美元，其中美國就占340萬億美元。近十多年來美國的經濟越來越虛擬化，特別是各種金融衍生產品完全脫離實體經濟并游走于正常渠道之外，缺乏有效監管，使泡沫越來越大，最后終于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
（三）擴大內需與超前消費的關系
最近幾年，為了啟發我國老百姓轉變消費觀念、提高消費水平，我們經常講美國老太太超前消費的故事。這次美國金融危機才使我們進一步發現，原來這次金融危機的一個源頭，就是因為幾乎在沒有任何條件的情況下，把許多貸款發放給了那些幾乎沒有償還能力和抵押財產的老太太。據有關統計，2001年全美25%次級抵押貸款發放給了那些收入證明缺失的借款人。2006年這個比例上升至45%。更令人驚訝的是，一些貸款機構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貸款人。貸款人可以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購房，僅需聲明收入情況，無需提供任何償還能力證明。美國金融機構或有關部門對這種消費方式還大加鼓勵縱容，使得越來越多并沒有足夠償還能力的低收入人群，都可以通過次級貸款來購買住房。而華爾街金融機構又把這些次級貸款轉換成各種金融衍生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出售，這就把全球的金融資本都吸引到次級貸款的泡沫經濟制造的過程中。據估計，美國當前的債務高達53萬億美元，是GDP的4-5倍，平均每個居民就有20萬美元債務，而且美國人這種超過現實支付能力的消費，是在基本沒有抵押、沒有約束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就是超前消費、寅吃卯糧的問題所在，也是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
（四）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
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強大動力，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由弱變強、不斷興旺發達的必由之路。從一定意義上說，市場經濟就是創新的經濟，而企業家就是創新的代名詞。這就是為什么經濟學、管理學也要研究創新的問題。實際上，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是整個社會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可以說是推動整個社會發展的最基本的動力。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創新又總是與相應的風險相伴而生。這里包括兩層含義：一是任何創新都有成功和失敗的兩種可能，因此必然要有代價、有成本、有風險。二是任何創新產品，包括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等的推廣和使用都既會帶來新的效益和效應，也會產生新的矛盾和風險。因此必須要與相應的監管和控制相配套。例如，各種交通工具的不斷創新和發明必須要與不斷改進的交通規則相配套，否則就會帶來更多的交通事故。
有人認為，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發生的一個原因，是由于金融創新過度、監管不力所造成的。說監管不力，這是事實，因為像美國這樣一個金融業高度發達的國家，卻一直沒有一個非常權威的監督機構有效地行使對整個金融監督的權力。至于說是否是因為創新過度，這就要具體分析。所謂創新過度主要是指金融的發展或創新過大地超出了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和監管能力，成為泡沫經濟。如上所述，這方面的問題確實存在。但從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產生和蔓延的整個過程和環節來看，其所作所為有些并不是創新，而從頭到尾都是不合常理、不符常規的違規操作。所以進一步地講，這不僅僅是創新過度的問題，而是虛假過度、投機過度、貪婪過度、不講信用、道德缺失的問題。例如，從道理和規則上說，銀行發放貸款是要有抵押、有信用或有一定條件的。但是，美國發放的大量次級貸款，不但門檻規定得很低，而且有些是沒有任何證明文件的情況下發放的，有的甚至是如美國經濟學家所說是“說謊人的貸款”。這就是這次金融危機的禍根和源頭。又如，按傳統，放貸銀行應當把貸款數額列入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中，由銀行本身來承擔相應的信用風險。但是，美國的大批放貸機構為了轉移風險并從中獲利，卻在中介機構的協助下，把數量眾多的次級住房貸款轉換成證券在市場上發售，吸引各類投資機構購買，而投資機構又運用各種所謂的金融技術，將這些證券進行打包、分割、組合，變成各種金融衍生產品出售給對沖基金和保險公司等。這樣，提供次貸的銀行就像變魔術般地消除了賬上的抵押貸款資金，從而把風險轉移了出去。
表面上看，通過這一系列的所謂金融創新，可使各方獲利，皆大歡喜。但實際上，這一系列的所謂創新，從一開始就建立在虛假的基礎上，只不過是打著創新的旗號，使泡沫越來越大，鏈條越拉越長，以至于最后沒有人關心這些金融衍生產品真正的基礎是什么，也不知道其中蘊藏的巨大風險，認為只要倒騰那些五花八門的證券，財源就可滾滾而來。
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調查，美國次貸總額原本是1.5萬億美元，但在其基礎上發行了近2萬億美元的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進而又衍生出超萬億美元的擔保債務憑證(CDO)和數十萬億美元的違約掉期(CDS)。我們從中可以看出，起初一元錢的貸款可以被放大為幾元、十幾元甚至幾十元的金融衍生產品，由此金融風險也隨之被急劇放大。而一旦其本源即次級住房貸款出現問題，整個建立在其基礎上的金融衍生產品市場，就會如空中樓閣，轟然倒塌。這就是這次金融危機為什么禍害如此之大、蔓延如此之迅速，實是百年不遇的原因。
更有甚者，在這一過程中，一些金融評估機構也弄虛作假、為虎作倀，它們對那么多“說謊人的貸款”和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大量金融衍生產品的問題視而不見，有的只是用電腦進行所謂自動化評估，從而使一些問題債券、問題銀行能夠長期被評為“優等”，這就為這次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助紂為虐的作用。
二、我國改革發展現狀及應對金融危機的根本出路
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正確地吸取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我們必須要正確認識目前我國的發展階段及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機械照搬。所謂不能一概排斥，是因為這次美國金融危機，雖然從根本上說暴露了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殊情況下所必然產生的問題，但也暴露了在市場經濟體制的一般情況下所可能產生的問題。因此，吸取這些教訓，對于我們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警惕和防止市場失靈，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的。所謂不能機械照搬，是因為各國有不同的國情、不同的制度，同時還可能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因此在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也不會完全相同。這就不能用同一藥方來治不同疾病。前面，我們從一般意義的角度分析了美國金融危機的一些教訓。就我國來說，雖然也應引以為戒，但有些情況并非完全相同。
首先，從國家干預和金融監管來說，我國的總體情況還不能說是干預不夠，而是干預不規范；還不能說是監管不嚴，而是監管不科學。應當承認，自實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以來，我國市場化的程度已有很大提高，政府職能也有很大轉變。但是，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要求來看，資源配置方式還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服務型的政府還未真正建成，宏觀調控還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直接管理和行政手段。僅以行政審批為例，據最近公布的中國社科院關于《審批改革，腐敗治理與市場完善》報告反映：雖然經過幾次改革，中央和各地政府均削減了為數不少的審批事項，但留存下來的數量依然很龐大，而且留下來的審批事項還有許多是政府不該管、屬于市場范圍內的事情，現行行政審批制度的基礎并未根本觸動。此外，一些項目名義上取消了審批改為備案制，但企業申報備案更加麻煩，所需周期更長。至于金融監管，我們不僅是不夠和不嚴的問題，我國金融系統有三大監管機構，即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規章制度也不少，但為什么有時效果不明顯呢？主要是監管不科學。所謂不科學，主要就是監管者與被監管者沒有形成真正的制約關系，有的是下級監督上級，有的是自己監督自己，有的處于更為復雜的關系之中。
其次，從虛擬經濟發展和金融創新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虛擬經濟，包括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都有了很大發展，虛擬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地位都有空前提高。資本市場，包括股票市場、期貨市場等都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成為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局部上說，我國虛擬經濟的發展雖然也有一些泡沫現象和亂集資的行為，但與蓬勃發展的實體經濟相比，總體上說還不是發展過快，而是不相適應的問題。金融創新也不是過度，而是創新不夠的問題。固然，我國金融系統在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中相對來說受沖擊較小，甚至依然呈良好的發展勢頭，但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這一方面確實與這些年我國的金融改革所取得的成效有關，另一方面也與金融開放不夠、發展水平不高有關。因此，不能估計過高、盲目樂觀。
再次，從消費水平來說，我國情況就更加不同。一些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是高收入、低儲蓄、高消費，甚至是超前消費。而在我國，雖然在有些方面也存在著奢侈浪費、甚至超前消費的現象，但就總體上說，還是一個低收入、高儲蓄、低消費、高積累的國家。這就是為什么我國經濟增長長期以來主要靠國家投資和出口拉動，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很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就我國目前的基本國情、發展階段、管理水平以及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來說，與國外，特別是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還有很大不同。這就決定了我們既不能機械地吸取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也不能照搬他們的應對措施，而是要緊密結合本國實際，從眼前與長遠相結合出發，有針對性地制定應對策略。那么，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我國現階段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和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拋開其他方面不說，僅從經濟層面來看，主要是四大問題：一是體制改革不到位的問題，二是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的問題，三是發展不協調不全面的問題，四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所謂改革不到位的問題，就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雖然體制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但目前許多既定的改革目標還遠未達到，改革正處于關鍵的攻堅階段。在這一階段，如果不能真正下決心去觸動和解決一些深層次問題，就會使我們的有些體制長期處于似是而非、不倫不類的所謂轉換階段。而體制如果長期處于似是而非和不倫不類的轉換狀態，恰恰又是漏洞最多、問題多發的階段。例如，目前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面強調要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的行政審批和“跑步（部）前進”，這就難免會出現各種形式的官商不分、權錢交易，腐敗問題就可能防不勝防。又如，我們一方面強調要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另一方面許多重要產品的價格又不能真正放開或者是實行雙軌價格，各種要素市場不能真正建立。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的供求關系就不能真正反映出來，宏觀調控也很難有準確的信號依據。又如，我們一方面強調市場的公平競爭，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的壟斷企業和體制上的二元結構，這就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和效率。所謂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的問題，就是改革開放30年，雖然經濟一直快速發展，GDP連續翻番，但總體上說，我們的增長是粗放經營方式基礎上的增長，高速度也付出了高代價。首先從投入產出來說，我們基本上是靠大量的資源消耗和資本投入來維持高速度。許多消耗指標，例如單位GDP能源的消耗，不但大大高于發達國家，而且與世界平均水平也有成倍的差距。這樣不但浪費了大量的資源，而且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又如，從勞動生產效率來說，我們基本上是靠低工資、多用工，即靠勞動力便宜和人海戰術來維持高速度，勞動效率比發達國家要低幾十倍。這不但造成了大量的勞動力的浪費，也是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重要原因。再如，從技術水平來說，我們的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基本上是靠技術引進、設備進口、貼牌仿造、加工出口等來維持高速度。許多產品，例如汽車、電器、甚至醫藥、服裝等，雖然產量大、產值高，但自己的品牌少、專利少、核心技術少，因此只能是薄利多銷。所謂發展不全面不協調，就是改革開放30年，我們在諸如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非均衡發展思想的指導下，確實提高了效率、加快了速度，但與此同時也在很多方面拉大了差距、加劇了發展中的不協調不全面的矛盾。目前，我國發展中的不協調反映在很多方面，但最突出的不協調就是城鄉相對差距的不斷拉大。這一矛盾的加劇，不但影響城鄉發展的這個局部，也影響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目標實現的這個全局。至于發展中的不全面，也可以列舉很多，但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全面。總體上說，我們這些年經濟高速發展，但社會發展相對滯后。因此，有些舊的社會矛盾雖然隨著經濟發展在不斷緩解和消失，但與此同時一些新的社會矛盾又在不斷產生和加劇。在這里，有一個觀念必須要轉變，就是過去我們始終認為，發展經濟最重要。只要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切社會矛盾就會迎刃而解，社會就會更加穩定。現在看來，這一認識有一定道理。這是因為，畢竟經濟發展是一切發展的基礎，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但是，如果進一步從理論和實踐上分析，情況也并非完全如此。這是因為，人并非是單純的經濟動物，社會問題也并非都是經濟問題。隨著經濟發展和物質生活的不斷提高，人的需要層次會不斷提高，民主意識、參與意識、維權意識也會不斷增強。因此，如果我們不能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進行相應的社會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不能隨著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變化而轉變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所謂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的現象就難免產生，有些社會矛盾就會加劇。這恐怕也是個規律。這也是為什么中央提出要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還要更加重視政治、文化、社會建設，不斷提高執政能力的重要原因。所謂收入分配不公，就是改革開放30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各種收入水平，包括國民收入水平、財政收入水平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但與此同時也存在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問題。例如，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中存在“兩個過于偏低”的問題，即在初次分配中工資性收入比例過于偏低，在再分配中居民收入比例偏低。又如，在國家財政收入的分配中，存在“兩個過于傾斜”的問題，即在建設性投入和公共服務投入中過于向建設性投入傾斜，在城市投入和農村投入中過于向城市傾斜。再如，在居民收入分配中存在“兩個差距過大”的問題，即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過大，某些精英和特權階層與一般職工收入的差距過大。所有這些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存在，不但會影響經濟發展，削弱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而且也會加劇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
應當充分肯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保持了30年的高速發展，使過去貧窮落后的中國由溫飽邁進小康、由農業大國邁進工業大國，確實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創造了人間奇跡。但是，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這些變化和奇跡，有些是在特定情況和特定條件下發生和創造的。從長遠的觀點看，如果一些體制和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我們的發展就難以持續，甚至會成為隱患。這就是我們的根本問題所在。
從以上分析可知，不管是從眼前應對金融危機，還是從長遠發展來考慮，總體上說，我們主要面臨兩大主題，一是深化改革，二是科學發展。所謂深化改革，就是要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勇于觸動和解決體制與機制的深層次問題，打好改革的攻堅戰，真正實現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同時搞好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這是進一步解放我國生產力，進一步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和創造性，使科學發展觀真正得到貫徹落實的根本保證。所謂科學發展，就是要堅定不移地深入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扎扎實實做好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各項工作，無論何時何地都要堅持“好”字當頭、好中求快的基本精神，保證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各個地區、各種行業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中，應當結合本身的實際情況，提出切實可行的貫徹落實措施；但在“好”字當頭、好中求快的這一基本要求上，任何地區、任何單位，都不能搞特殊、講價錢。目前，全國上下在學習和實踐科學發展觀中，已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我們決不能低估這一重大戰略思想真正能得到貫徹落實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從目前情況看，對于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還要進一步深入地學習和研究，對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還要進一步加深認識和理解。只有認識真正提高了，思想真正統一了，再加上有一整套的體制機制有效保證，才會有真正自覺而積極的行動。否則，只能停留在表面上、口頭上和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動應付上。
來源：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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